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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49°12′29″N 5°25′19″E / 49.20806°N 5.42194°E / 49.20806; 5.4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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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登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戰線的一部分

戰役態勢圖
日期1916年2月21日-12月18日
(9个月3周又6天)
地点49°12′29″N 5°25′19″E / 49.20806°N 5.42194°E / 49.20806; 5.42194
结果 法國勝利
参战方
德意志帝國 德國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法國
指挥官与领导者
兵力
50個師 75個師 (輪換制)
伤亡与损失
  • 336,000–355,000人
  • 143,000人死亡
  • 379,000–400,000人
  • 163,000人死亡
  • 216,000人受傷
凡爾登在法国的位置
凡爾登
凡爾登
凡爾登,位於法國東北部大東部大區默茲省

凡爾登戰役(法語:Bataille de Verdun;德語:Schlacht um Verdu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戰線的一場關鍵戰役,發生於法國東北部的凡爾登防區。此役由法國第二軍團與德國第五軍團交鋒,是一次大戰中歷時最長的戰事之一,亦是軍事史上死傷最為慘烈的戰役之一。

1916年2月21日,德軍發動「審判行動」(德語:Unternehmen Gericht),奉德國總參謀長埃里希·馮·法金漢設計的消耗戰略,意圖攻下凡爾登防區(Région Fortifiée de Verdun)中的默茲高地,以憑藉該險要地勢吸引法軍投入大量兵力增援,進而以「流血至死」的方式削弱法軍戰力。至2月底,德軍已成功攻占杜奧蒙要塞,並逼近默茲高地之麓,但未能趕在法軍大規模增援之前完全控制該地區。3月,德軍調整部署,將攻勢轉向默兹河西岸,而法軍的砲兵部隊則積極應對,有效阻止了德軍的進一步推進。其後,法軍多次嘗試奪回杜奧蒙要塞,而德軍則試圖擴大其戰果,但主要進展僅限於占領沃要塞。7月1日,英法聯軍在索姆河戰役開辟新戰場,雙方分兵應對新戰場。7月12日,法金漢指揮的大規模進攻再遭挫敗,第五軍團被迫轉入防禦,法金漢亦於8月29日被解職。至10月下旬,法軍發起全面反攻,先後成功收復杜奧蒙要塞、沃要塞及默茲河東岸大片領土,最終扭轉戰局,取得凡爾登戰役的勝利。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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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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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德軍西線右翼主力在第一次馬恩河戰役遭法軍阻擊,隨後雙方展開了一系列的運動戰,從法國東北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峽。到第一次伊珀尔战役後,戰局陷入僵持,形成了塹壕戰的態勢。之後,協約國多次對德軍陣地發起攻勢,但始終未能打破戰略僵局。在此背景下,德軍總參謀長埃里希·馮·法金漢認為,盡管德軍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如果能夠削弱法軍的有生力量,德國最終將掌握戰爭的主導權[1]。法金漢判斷,一旦德軍攻擊凡爾登,法軍必然會調動所有預備部隊進行增援,同時英國也可能在法國北部發起輔助攻勢。屆時,德軍可以憑借火炮的顯著優勢,在兩條戰線上同時消耗敵軍的元氣,從而讓敵方難以為繼[2]

法金漢的計劃早被荷蘭軍事情報所察覺,並於12月通報給英國。德軍此舉並非為了通過大規模進攻贏得勝利,因為此前法軍和英軍的猛烈進攻已經證明,這種方法只會帶來徒勞的消耗。法金漢的意圖是依靠重炮的威力,以殺傷敵軍為主要目標。他計劃將戰場限定在凡爾登,通過誘使法軍反覆發動反攻來消耗其戰略儲備,同時挫敗英國為支援法軍而進行的徒勞攻勢,迫使法國在無奈之下尋求和談。倘若法國拒絕議和,戰略將進入第二階段,德軍會趁敵方精疲力竭時徹底擊潰協約國軍,清除法軍殘部並將英軍逐出歐洲。為實現這一計劃,法金漢必須保留足夠的戰略儲備,以應對法英聯軍可能的支援攻勢,並在此後展開反擊。因此,他能夠調動用於執行「審判行動」(Unternehmen Gericht)的第五軍團兵力亦有限[3]

凡爾登防御區是1914年德軍入侵時形成的突出部。當時法軍總司令約瑟夫·霞飛因比利時列日戰役那慕爾圍城戰中,比利時要塞在德軍重炮下迅速失守,認定傳統的防御工事已不堪一擊。1915年8月5日,法軍總參謀部下令削減凡爾登防御區的火力部署,包括拆除54座炮台和12.8萬發炮彈,並計劃炸毀杜奧蒙堡和沃堡以防其落入敵手。到德軍在2月21日進攻之際,杜奧蒙堡內部已埋設五噸的炸藥。凡爾登周邊的18座要塞和眾多炮台只剩下不到300門火炮,彈藥儲備極為有限,守備兵力也僅能維持基本維修需求[4]。此地的要塞群與凡爾登市區相連的南向鐵路,自1914年弗利雷之戰後已被德軍切斷;圣米耶勒也在德軍控制之下。而連接巴黎的西向鐵路,亦在1915年7月中旬被德軍第三軍團攻占。該軍自新年以來,從阿戈訥森林向南推進,一直打到欧布雷维尔[5]

凡爾登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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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登戰場地圖

凡爾登倚默兹河而建,數世紀以來為法國腹地之重鎮,守御之要衝。五世紀時,匈人王阿提拉未能攻下此地,;843年,經《凡尔登条约》,加洛林帝国分裂,該城入神圣罗马帝国版圖;至三十年戰爭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凡爾登歸屬法國。在城市的中心,建有法國工兵名將塞巴斯蒂安·德·沃邦於17世紀修建的要塞[6]。凡爾登周邊設有一個由28座堡壘及小型防禦工事(ouvrages)組成的雙層防禦環,這些工事建於默茲河谷上方至少150公尺的制高點,距要塞約2.5至8公里。870年代,拉維耶爾英语Raymond Adolphe Séré de Rivières制定計劃,建造兩條從貝爾福埃皮納勒以及從凡爾登至圖勒的堡壘防線,作為屏障以阻擋敵人,並將這些堡壘環繞的城鎮設為反攻基地[7]。許多凡爾登的堡壘經過現代化改造,以提高其抗砲擊能力,這些改造始於1880年代的杜奧蒙堡壘。堡壘增設了厚達2.5公尺的鋼筋混凝土頂部,其下覆蓋著1至4公尺厚的泥土以吸收砲擊衝擊。堡壘及其防禦工事被設計成相互掩護的結構,外層防禦環的總周長約45|公里,其間分布著79門可抵禦砲擊的重砲及超過200門輕型火炮和機槍以保護周邊壕溝。六座堡壘配備了155毫米伸縮砲台,另外十四座堡壘則配備了雙聯裝75毫米伸縮砲台[8]

1903年,杜奧蒙堡壘新增了一座混凝土掩體(Casemate de Bourges),內有兩門75毫米野戰砲,用於掩護堡壘西南方向的防線以及連接冷土地堡(Ouvrage de Froideterre)的防禦陣地。從1903年至1913年間,堡壘陸續增建了四座可全方位旋轉的伸縮鋼砲台。這些砲台中,部分裝有155毫米短砲,其餘則裝有75毫米火砲。堡壘的東側還設有一座裝甲砲塔,內有155毫米短砲,朝向北及東北方向;而北端的一座砲塔則裝有雙聯裝75毫米火砲,用於防禦堡壘間的空隙地帶。此外,堡壘的兩個角落安置了裝有霍奇克斯機槍的砲塔[9]。杜奧蒙堡壘構成了一個防禦複合體,包括村莊、堡壘本體、六座附屬工事、五個掩體、六個混凝土炮兵陣地、一座地下步兵掩體、兩座彈藥庫,以及若干混凝土壕溝。凡爾登的整體防禦設施包括步兵掩體、裝甲觀察所、混凝土壕溝、指揮所及地下庇護所,並以電話、電報、窄軌鐵路和公路相互連接。其砲兵力量約有1,000門,其中預備砲250門。動員時,凡爾登防禦區能駐紮66,000名士兵,並儲備了可供六個月使用的物資[10]

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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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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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登市與郊區的地圖

自1914年起,凡爾登三面被圍,幾近孤立。1915年7月中旬,德軍第五軍團右翼部隊經連番局部攻勢,推進至「死女嶺」(La Morte Fille)與285高地山脊,切斷了橫貫阿戈讷森林、連接巴黎至凡爾登的鐵路幹線。由此,巴黎—圣默努萊西萊特阿戈訥地區克萊蒙—奥布雷维尔—凡尔登的铁路运输彻底中断[11]。法国方面仅余窄轨铁路维持大宗物资的运输,而德军控制的铁路干线距前线仅24公里。第五軍團調動一軍至前線,以充勞役,為攻勢作準備。德軍驅逐當地法國居民,徵用房舍,鋪設數千公里之通信电缆,隱秘儲備彈藥糧秣,佈置砲位並巧妙偽裝。更修築十條新鐵路及二十座車站,開鑿深4.5至14米之地下掩體,足容千餘步兵安置其中[12]

德軍第三軍、第七預備軍及第十八軍悉数调至第五軍團,各军增援2,400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及2,000名训练有素的新兵。第五军则置于前线之后,待攻势部队向前推进时作为支援力量。第十五军(下辖两个师)作为第五軍團預備隊,准备在法军防线崩溃时立即发起清剿行动[12]。為維持高密度火砲攻擊,德軍特設計每日調度33列半運彈車,首6日運送彈藥足供發射二百萬發,後續12日再備二百萬發。前線附近設五所修理廠,以減少砲兵維修之延誤,德國境內之工廠亦待命,隨時修復損壞嚴重之火砲。砲兵重新部署方案經詳慎制訂,野戰砲及重型流動火砲於臼砲與超重型火砲掩護之下,逐步向前推進。凡爾登前線集結火砲1,201門,其中三分之二為重砲及超重砲,多從西線其他戰場抽調而來,以老式砲及俘獲之俄、比火砲替換。这些火炮可从三个方向轰击凡尔登突出部,同时保持分散部署于外围[13]

德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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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第五軍團預計分為數組作戰區域,第8預備軍將佔領「甲區」、第18軍將佔領「乙區」、第3軍將佔領「丙區」、第15軍將佔領「丁區」。德軍砲兵預計於2月12日上午開始轟擊,而「甲區」至「丙區」的德軍部隊則在當天下午5時開始推進[14]。凡能占領者,法軍前沿陣地皆應予以占據,並對第二道防線進行偵察,以便次日炮火轟擊。德軍極力減少步兵傷亡,采取緊隨大規模炮擊後推進的策略,以炮兵為主導,實施多次「有限目標進攻」,以維持對法軍的持續壓力。其初步目標為默茲高地,於該處接連弗魯瓦德泰爾、蘇維爾堡與塔萬堡,以建立堅實的防禦據點,準備抵禦法軍的反攻。「持續壓力」一詞為第五軍團司令部提出,增加了攻勢目標的模糊性。埃里希·馮·法金漢主張占領能由炮兵控制戰場的土地,而第五軍團則傾向於迅速攻占凡爾登。此一目標上的分歧,最終由各軍司令部自行協調解決[15]

炮兵的指揮權通過《炮兵與迫擊炮行動命令》統一,由各軍的重炮將軍負責局部目標的選擇,而鄰近軍的側翼炮火協調及特定炮位的射擊則由第五軍團總部掌控。法軍的防禦工事將由最重型的榴彈炮及側翼火力進行攻擊。重型火炮的主要任務是對法軍的補給路線及集結區進行遠程轟炸,而反炮兵火力則由專門的炮兵部隊負責,並使用毒氣彈作為主要手段。協調炮兵與步兵的合作受到特別強調,其中炮火的精準度被置於射速之上。開場的炮擊逐步加強,直到最後一小時才達到「鼓聲式炮擊」(Trommelfeuer),即以極快的射速形成炮火聲響連成一片的轟鳴。當步兵開始前進時,炮火將逐漸延伸射程,以摧毀法軍的第二道防線。炮兵觀察員會與步兵同步推進,並通過野戰電話、信號彈和彩色氣球與炮兵保持聯繫。在進攻開始後,法軍將遭受持續不斷的轟炸,即使在夜間也將實施騷擾性炮擊[16]

法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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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2月至3月的默茲河東岸

1915年,要塞防禦陣地(RFV)內的237門火炮和647噸彈藥已被拆除,僅保留了可收放炮塔中的重型火炮。由線性防禦改造為常規壕堑與鐵絲網,但因為資源調往凡爾登西側以應第二次香檳戰役,而進展甚緩。1915年10月,開始修建被稱為第一、第二和第三陣地的塹壕線。1916年1月,法軍總參謀長愛德華·德·卡斯泰爾諾將軍檢視後,報告稱新防禦工事大體完備,但三個地區存在一些小缺陷[17]。此時要塞守備部隊已被縮減為小型維修隊伍,一些要塞已準備拆除。維修部隊直屬於巴黎的中央軍事機構負責,以致當第三十軍司令保羅·克雷蒂安英语Paul Chrétien將軍於1916年1月試圖檢查杜奧蒙要塞時,被拒絕入內[18]。杜奧蒙是RFV中最大的要塞,到1916年2月,要塞中僅剩75毫米和155毫米炮塔火炮以及掩護壕溝的輕型火炮。該要塞被68名技術人員用作兵營,由炮兵值班軍士長謝諾指揮。一個旋轉的155毫米炮塔部分有人值守,另一個則空置[18]。霍奇克斯機槍被存放在箱子裡,四門75毫米火炮已經從掩體中拆除。吊橋被德軍炮彈卡住,無法修復。保護護城河的帶有霍奇克斯轉輪槍的火力堡(coffres)無人值守,超過5000公斤的炸藥被放置在要塞內用於拆除[4]。時埃米爾·德里昂英语Émile Driant上校駐凡爾登,頻譴霞飛將軍從凡爾登周圍的要塞撤走了火炮和步兵。霞飛不為所動,但德里昂得戰爭部長约瑟夫·加列尼之支持,後者認為其言不謬,而最後德里昂被證明是正確的。

1916年1月下旬,法國情報部門獲悉德軍於凡爾登之實力與意圖,然霞飛以為由於對方缺乏明顯的戰略目標,這次攻擊將是一次牽制行動[19]。在德國發動攻勢時,德軍進攻之時,霞飛原預計其他地方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攻擊,但最終屈服於政治壓力,於1月23日命令第七軍前往凡爾登,守衛西岸北側。第三十軍控制著默茲河以東的突出部以北和東北部,第二軍控制著默茲河高地的東側;弗里德里克-喬治·赫爾將軍在第一線有8個半師,在近距離預備隊中有2個半師。中央集團軍(Groupe d'armées du centre)由朗格勒·德·卡里將軍統轄,備有一軍和二十軍,每個軍有兩個師作為預備隊,加上第19師的大部分;霞飛總計有25個師之戰略後備[20]。法國火炮增援部隊使凡爾登的火炮總數達到388門野戰炮和244門重型火炮,而德國火炮有1201門,其中三分之二是重型和超重型火炮,包括14英寸和202門迫擊炮,其中一些是16英寸的。另有八個專用火焰噴射連調往第五軍團[21]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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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2月21日-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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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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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前的杜奧蒙要塞,由德軍航空兵攝

「審判行動」(Unternehmen Gericht)原定於2月12日展開,然因濃霧、暴雨及狂風而延宕,直至2月21日上午7時15分,德軍方始以808門火炮展開十小時的猛烈轟擊。此役德軍沿三十公里長、五公里寬之戰線施射,炮彈數近百萬枚[22]。其中主炮火集中於默茲河東岸,並動用二十六門超重型遠程火炮,口徑達四百二十毫米,轟擊凡爾登之堡壘及城區,其聲隆然,遠播160公里外猶可聞之[23]

午間德軍炮擊暫歇,蓄意誘使倖存之法軍暴露其蹤跡,並遣炮兵觀察機於戰區上空偵巡,而法軍之飛機未能阻撓[23]。當日下午四時,德軍第三軍、第七軍及第十八軍發起進攻。德軍運用火焰噴射器,並以突擊步兵(Stormtroopers)緊隨其後,肩懸步槍,專以手榴彈攻滅殘存守軍[24]。法軍餘部奮勇抵抗,然德軍僅受傷亡約六百人之輕損[25]

戰鬥後的杜奧蒙要塞

2月22日,德軍已挺進五公里,攻克法拉巴斯村邊之科爾森林(Bois des Caures)。法軍兩營堅守此林兩日,然後撤至薩莫尼厄博蒙奥尔讷。德軍攻勢猛烈,法軍第56及59步兵營之指揮官德里昂陣亡,僅118名獵兵(Chasseurs à pied)得以突圍。由於通訊不暢,法軍統帥部至此方始察覺攻勢之嚴重性。德軍雖攻占欧蒙,然其進攻埃貝布瓦森林(Bois de l'Herbebois)卻遭法軍擊退。2月23日,法軍欲奪回科爾森林之反攻亦被挫敗[26]

德軍轉而自瓦夫里森林(Bois de Wavrille)側擊,迫法軍放棄埃貝布瓦森林之守備。德軍於進攻福斯森林(Bois de Fosses)時損失慘重,而法軍尚守住薩莫尼厄。2月24日,德軍攻勢續行,迫使法軍第三十軍撤出第二道防線。巴尔富里耶將軍所率法軍第二十軍適時抵達,急速前推救援。同日晚間,卡斯泰爾諾將軍建議霞飛調遣菲利普·贝当指揮之第二軍團至凡爾登地區。彼時,德軍已攻占博蒙村、福斯森林及科雷爾森林(Bois des Caurières),並沿哈蘇勒溝谷向杜奧蒙要塞進發[26]

2月25日日下午三時,德軍布蘭登堡第24團之步兵發起進攻,其第二、第三營並肩前進,每營各列雙波攻勢,每波以兩連為組成。由於側翼部隊接令遲滯,第三營未得支援即獨自進攻。德軍憑藉隱蔽於埃米塔日森林(Bois Hermitage)邊緣之機槍火力,突襲法軍於森林及347高地之陣地,俘虜眾多守軍。法軍於347高地兵力遭側擊,乃退守杜奧蒙村。德軍步兵僅用20分鐘即抵既定目標,並追擊法軍,惟於杜奧蒙教堂遭法軍機槍火力阻擋。一些德軍士兵受阻後尋求掩護,退入森林及溝谷,然德軍炮兵卻誤將此地轟擊。數支德軍小隊為了躲避己方砲火遂冒險突進,分別進入要塞[27]。彼時法軍杜奧蒙要塞內僅有少量維修人員,由一位准尉率領。此皆因1914年列日戰役中比利時堡壘被德軍「大貝莎」420毫米巨炮轟毀後,法軍已撤除大部分凡爾登堡壘之重火炮[27]

1916年2月21日-26日的凡爾登,該地位於默茲河東岸

德軍約百人之隊伍嘗試以信號彈與砲兵聯繫,然黃昏降臨,雪霰飄飛,信號遂被遮蔽。部分隊伍決定直接進攻堡壘,遂始割斷堡壘周圍之鐵絲網。此時法軍村中機槍射擊忽止,疑誤德軍為自378高地撤退之法軍祖阿夫英语Zouave兵。德軍得機進逼堡壘東北端,法軍待再度開火時,德軍已抵壘下。德軍尋得堡壘壕溝上方欄杆之間隙,攀緣而下,壕溝四角之機槍堡(法稱「逆坡堡」)皆無人防守,遂未遭射擊。數隊德軍再尋隙進入壕溝掩體,終由棄守之掩體而入堡,抵其中央之防壘街(Rue de Rempart)[28]

德軍潛入堡中,聽聞聲響,乃俘獲一在觀察哨之法軍士兵,迫使其引領至下層。於其間,捕得法軍舍諾准尉及約25人,皆為堡壘之留守兵,遂盡數拘擒。至2月26日,德軍已於十公里正面上推進三公里。法軍損失約24,000人,德軍亦損失近25,000人[29]。法軍旋即發動反攻,欲奪回杜奧蒙堡,然攻擊未克。菲利普·贝当遂命令諸軍,勿再嘗試攻取堡壘,當於現存戰線整固防禦,並令諸堡壘重加武裝,儲備糧械,以備遭圍時能堅守久拒[30]

2月27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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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德國的進攻進展甚微。解凍使地面變成沼澤,而法軍援兵陸續抵達鞏固陣地防禦。一些德國火炮變得無法使用,其他炮兵陣地則陷入泥潭。德國步兵開始遭受疲憊和出乎意料的高傷亡,僅在杜奧蒙村附近的戰鬥中就損失了500人[31]。2月29日,德國的進攻在杜奧蒙被大雪和法國第33步兵團的頑強抵抗所遏制[a]。德軍的延誤為法國爭取到了時間,得以從巴勒迪克的鐵路樞紐調集了90,000名士兵和23,000噸彈藥。德軍步兵過快的推進使其超出了掩護射擊的火炮射程,而泥濘的條件使得按照計劃將火炮向前推進變得非常困難。德國向南的進攻反而讓其進入默茲河以西的法國火炮射程,反而暴露於默茲河西岸法軍炮火之範圍內,遂受重創,損失尤甚於此前諸役[31]

第二階段:3月6日-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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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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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莫羅姆與304號山

法金漢在攻勢發起前預估西岸的法軍砲兵將會被德軍砲火壓制,但事與願違。德軍起初組建了一支專門的炮兵部隊,以反擊來自西岸的法軍炮火,但未能減少德軍步兵的傷亡。第五軍於2月末請求增援部隊,但法金漢以東岸已取得快速進展,以及他需要將剩餘的德国总参谋部預備隊用於在其他地方發起的攻勢為由,拒絕了這一請求。他計劃一旦凡爾登的攻勢吸引並消耗了法軍的預備隊,便在其他地方發動攻勢。2月27日,德軍的推進暫停,這使得法金漢開始重新考慮,是在此終止攻勢,還是對其進行增援。2月29日,第五軍參謀長克諾貝爾斯多夫從最高陸軍指揮部預備隊中爭取到了兩個師,並保證一旦佔領了西岸的高地,東岸的攻勢便可完成。第六後備軍得到了第十後備軍的增援,以奪取一條從阿沃庫爾以南至埃斯內以北的304高地、勒莫羅姆、屈米耶爾森林和205高地的戰線,從這些地點可以摧毀西岸的法軍炮兵[33]

西岸兩個軍的突擊部隊之炮兵得到了25個重炮兵連的增援,炮兵指揮權統一由一名軍官負責,並安排東岸的炮兵提供支援。進攻由海因里希·馮·戈斯勒英语Heinrich von Gossler將軍計劃,分為兩個部分,分別於3月6日進攻勒莫羅姆和265高地,然後於3月9日進攻阿沃庫爾和304高地。德軍的炮擊將304高地的頂部從304米的高度削低至300米;勒莫羅姆掩護著法軍的野戰炮兵陣地,阻礙了德軍在右岸向凡爾登的推進;這些山丘也提供了俯瞰左岸的有利位置[34]。起初奪取科爾博森林,但隨後被法軍反攻而失之,隨即於3月9日再自貝坦庫爾西北方攻擊勒莫羅姆。德軍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代價,再次奪取了科爾博森林。然後於3月14日佔領了勒莫羅姆的部分地區、304高地、庫米埃爾和沙塔庫爾[35]

3月11日-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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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31日德軍在凡爾登的部署

德軍進攻一週後,已達成首日既定目標,然而發現法軍在馬爾山丘與布魯斯森林後方的砲兵仍在運作,對東岸的德軍造成重大傷亡。德軍遂將砲兵轉移至265號山,卻遭法軍系統性的砲火壓制,迫使德軍必須展開西岸攻勢的第二階段,以保護首階段所得之地。德軍的攻勢由此轉變為窄正面、有限目標的小規模作戰,而非大範圍的全面攻擊[36]

3月14日,德軍攻占莫罗姆西端的265高地,然而法軍第75步兵旅堅守東端的295高地不退[37]。3月20日,德軍經由13,000發壕溝迫擊砲彈的轟擊後,第11巴伐利亞師與第11預備師向阿沃庫爾森林與馬朗庫爾森林發起進攻,迅速到達初始目標。指揮官戈斯勒遂下令暫停攻勢,以鞏固所得之地,並準備次日的大規模轟炸。3月22日,兩個師向304高地附近的「白蟻山」發起攻擊,卻遭遇法軍密集砲火,不僅攻擊受挫,其集結地與後勤線路亦受重創,最終使德軍無法進一步推進[38]

The limited German success had been costly and French artillery inflicted more casualties as the German infantry tried to dig in. By 30 March, Gossler had captured Bois de Malancourt at a cost of 20,000 casualties and the Germans were still short of Côte 304. On 30 March, the XXII Reserve Corps arrived as reinforcements and General Max von Gallwitz took command of a new Attack Group West (Angriffsgruppe West). Malancourt village was captured on 31 March, Haucourt fell on 5 April and Béthincourt on 8 April. On the east bank, German attacks near Vaux reached Bois Caillette and the Vaux–Fleury railway but were then driven back by the French 5th Division. An attack was made on a wider front along both banks by the Germans at noon on 9 April, with five divisions on the left bank but this was repulsed except at Mort-Homme, where the French 42nd Division was forced back from the north-east face. On the right bank an attack on Côte-du-Poivre failed.[37]

德軍步兵對勒莫羅姆的進攻

In March the German attacks had no advantage of surprise and faced a determined and well-supplied adversary in superior defensive positions. German artillery could still devastate French defensive positions but could not prevent French artillery fire from inflicting many casualties on German infantry and isolating them from their supplies. Massed artillery fire could enable German infantry to make small advances but massed French artillery fire could do the same for French infantry when they counter-attacked, which often repulsed the German infantry and subjected them to constant losses, even when captured ground was held. The German effort on the west bank also showed that capturing a vital point was not sufficient, because it would be found to be overlooked by another terrain feature, which had to be captured to ensure the defence of the original point, which made it impossible for the Germans to terminate their attacks, unless they were willing to retire to the original front line of February 1916.[39]

By the end of March the offensive had cost the Germans 81,607 casualties and Falkenhayn began to think of ending the offensive, lest it become another costly and indecisive engagement similar to the First Battle of Ypres in late 1914. The 5th Army staff requested more reinforcements from Falkenhayn on 31 March with an optimistic report claiming that the French were close to exhaustion and incapable of a big offensive. The 5th Army command wanted to continue the east bank offensive until a line from Ouvrage de Thiaumont, to Fleury, Fort Souville and Fort de Tavannes had been reached, while on the west bank the French would be destroyed by their own counter-attacks. On 4 April, Falkenhayn replied that the French had retained a considerable reserve and that German resources were limited and not sufficient to replace continuously men and munitions. If the resumed offensive on the east bank failed to reach the Meuse Heights, Falkenhayn was willing to accept that the offensive had failed and end it.[40]

第三階段:4月16日-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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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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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登,世界的血泵》
1916年的德軍宣傳獎章

The failure of German attacks in early April by Angriffsgruppe Ost, led Knobelsdorf to take soundings from the 5th Army corps commanders, who unanimously wanted to continue. The German infantry were exposed to continuous artillery fire from the flanks and rear;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rear and reserve positions were equally vulnerable, which caused a constant drain of casualties. Defensive positions were difficult to build, because existing positions were on ground which had been swept clear by German bombardments early in the offensive, leaving German infantry with very little cover. General Berthold von Deimling, commander of XV Corps, also wrote that French heavy artillery and gas bombardments were undermining the morale of the German infantry, which made it necessary to keep going to reach safer defensive positions. Knobelsdorf reported these findings to Falkenhayn on 20 April, adding that if the Germans did not go forward, they must go back to the start line of 21 February.[41]

Knobelsdorf rejected the policy of limited piecemeal attacks tried by Mudra as commander of Angriffsgruppe Ost and advocated a return to wide-front attacks with unlimited objectives, swiftly to reach the line from Ouvrage de Thiaumont to Fleury, Fort Souville and Fort de Tavannes. Falkenhayn was persuaded to agree to the change and by the end of April, 21 divisions, most of the OHL reserve, had been sent to Verdun and troops had also been transferred from the Eastern Front. The resort to large, unlimited attacks was costly for both sides but the German advance proceeded only slowly. Rather than causing devastating French casualties by heavy artillery with the infantry in secure defensive positions, which the French were compelled to attack, the Germans inflicted casualties by attacks which provoked French counter-attacks and assumed that the process inflicted five French casualties for two German losses.[42]

In mid-March, Falkenhayn had reminded the 5th Army to use tactics intended to conserve infantry, after the corps commanders had been allowed discretion to choose between the cautious, "step by step" tactics desired by Falkenhayn and maximum efforts, intended to obtain quick results.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offensive, the 6th Division of the III Corps (General Ewald von Lochow), had ordered that Herbebois be taken regardless of loss and the 5th Division had attacked Wavrille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its band. Falkenhayn urged the 5th Army to use Stoßtruppen (storm units) composed of two infantry squads and one of engineers, armed with automatic weapons, hand grenades, trench mortars and flame-throwers, to advance in front of the main infantry body. The Stoßtruppen would conceal their advance by shrewd use of terrain and capture any blockhouses which remained after the artillery preparation. Strongpoints which could not be taken were to be by-passed and captured by follow-up troops. Falkenhayn ordered that the command of field and heavy artillery units was to be combined, with a commander at each corps headquarters. Common observers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would ensure that batteries in different places could bring targets under converging fire, which would be allotted systematically to support divisions.[43]

法軍步兵從戰壕中出擊

In mid-April, Falkenhayn ordered that infantry should advance close to the barrage, to exploit the neutralising effect of the shellfire on surviving defenders, because fresh troops at Verdun had not been trained in these methods. Knobelsdorf persisted with attempts to maintain momentum, which was incompatible with casualty conservation by limited attacks, with pauses to consolidate and prepare. Mudra and other commanders who disagreed were sacked. Falkenhayn also intervened to change German defensive tactics, advocating a dispersed defence with the second line to be held as a main line of resistance and jumping-off point for counter-attacks. Machine-guns were to be set up with overlapping fields of fire and infantry given specific areas to defend. When French infantry attacked, they were to be isolated by Sperrfeuer (barrage-fire) on their former front line, to increase French infantry casualties. The changes desired by Falkenhayn had little effect, because the main cause of German casualties was artillery fire, just as it was for the French.[44]

5月4日–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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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10日起,德軍攻勢漸趨局部,或因應法軍四月上旬各地反攻、或取具戰略價值之要地。菲利普·贝当於五月晉升中央集團軍司令,駐守凡爾登之第二軍團則改由羅貝爾·尼維爾將軍統領。自5月4日至24日,德軍於西岸莫爾翁附近展開攻擊。其於4日攻克304高地之北坡,5日與6日力挫法軍之反攻,至七日擊退304高地之頂法軍,惟因法軍炮火密集轟擊,德軍步卒亦難以奪取全線脊樑。時法軍展開對杜奧蒙要塞之反擊,屈米耶爾及考雷特於5月24日被德軍佔領[45]

5月22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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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的勒莫羅姆前線

五月間,尼維爾將軍接掌第二軍團後,下令第五師師長夏爾·芒然策劃奪回杜奧蒙要塞的反攻計畫。起初的計畫是以3公里的正面發起攻擊,但數次德軍的小規模進攻改變了局勢。德軍先後奪取了要塞東南側的福斯科特峽谷和西側的庫勒沃峽谷,隨後又佔領了庫勒沃峽谷南側的山脊,這不僅為其提供了更便捷的反擊路徑,還使其能有效觀察法軍在南部和西南方向的防線部署。芒然因此提議先進行一次初步攻擊,奪回峽谷周邊地區,以封鎖德軍可能對要塞進行反擊的路徑。然而,由於法軍需保留足夠兵力參與即將展開的索姆河攻勢,高層拒絕調派更多部隊支援,芒然僅能動用一個師進攻,另有一個師作為預備隊。尼維爾隨後將攻擊規模縮減,目標範圍集中於摩爾歇戰壕(Morchée Trench)、埃維克山脊、豐丹戰壕、杜奧蒙要塞、一處機槍塔和翁格魯瓦戰壕。此行動計劃需在寬1,150公尺的戰線上推進500公尺,以完成攻勢目標[46]

1916年在凡爾登戰役中的法軍防空炮,由奧托克羅姆技術拍攝的彩色影像

法軍第三軍指揮第5師和第71旅發動攻勢,並由三個氣球連與一個飛機群支援。主要攻勢由第129步兵團的兩個營發起,每個營都配有一個工兵連和一個機槍連。第二營從南側發起進攻,第一營沿著堡壘西側向北端推進,奪取豐丹戰壕,並與第六連會合。第74步兵團的兩個營沿堡壘東側和東南側推進,目標是占領東側山脊上的一個機槍炮塔。作戰計劃還包括與鄰近團的側翼支援,以及在沃要塞和「女士峽谷」附近實施牽制行動。進攻的準備工作包括挖掘12公里長的戰壕,以及建設大量的補給和儲存設施,但由於工兵短缺,進展甚微。5月13日,法軍士兵被俘後向德軍透露了作戰計劃,德軍隨即對該地區進行更為頻繁的炮火騷擾,進一步拖慢了法軍的準備工作[47]

5月17日,法軍使用四門370毫米迫擊炮和300門重炮展開初步轟炸,到5月21日,法軍炮兵指揮官聲稱堡壘已遭受嚴重損壞。駐守堡壘的德軍在轟炸期間面臨極大的壓力,法軍重型炮彈在牆壁上炸開了缺口,混凝土塵埃、發電機的廢氣以及被挖出的屍體釋放的氣體污染了空氣。堡壘的水源短缺,但直到5月20日仍能運作,情報仍被傳回後方,增援部隊也持續向前推進。然而,當日下午混凝土掩體(Casemate de Bourges)被孤立,西北機槍塔內的無線電站被燒毀[48]

駐守堡壘周邊的德軍步兵條件更加惡劣。到5月18日,法軍的毀滅性炮轟已摧毀了多數防禦陣地,倖存者只能在彈坑或地形凹陷處躲藏。與後方的通信中斷,直到5月22日法軍進攻時,補給的食物和水早已耗盡。堡壘前方第52步兵團的部隊被削減至僅剩37人,分布在蒂奧蒙農場附近,而德軍的反擊炮火也對法軍造成了類似的損失。5月22日,法軍的紐波特戰鬥機對八個觀測氣球展開攻擊,擊落其中六個,自身損失一架紐波特11戰鬥機;其他法軍飛機則對位於斯特奈的德國第五軍團總部發起攻擊[48]。德軍炮火隨後加強,並在進攻前20分鐘展開猛烈轟炸,將第129步兵團各連削減至約45人[49]

法軍火砲連被德軍部隊佔領(可能為第34步兵師)

5月22日上午11時50分,法軍對一條寬約一公里的正面進攻。左翼的第36步兵團迅速攻占摩爾歇戰壕和埃維克山脊,但因損失慘重無法繼續推進。右翼的掩護部隊則大部分被壓制,有一個連失去聯絡。在卡耶特森林,第74步兵團的一個營未能離開戰壕,而另一個營成功到達其目標,包括位於卡耶特森林邊緣的彈藥庫與掩體「DV1」,以及堡壘東側的機槍炮塔[50]

儘管遭遇德軍的輕武器火力,第129步兵團在數分鐘內抵達堡壘,並成功從西側和南側進入堡壘內部。到當晚,法軍已奪回約半數堡壘區域,翌日第34師被派往增援堡壘內的法軍。然而,增援行動未能成功,德軍預備隊設法切斷了堡壘內法軍的聯繫,迫使其投降,德軍俘虜了約1,000名法軍士兵。在三天的戰鬥中,法軍投入此次進攻的12,000人中損失了5,640人,而德軍第52步兵團、第12掷彈兵團及第8近衛掷彈兵團則共損失了4,500人[50]

5月30日-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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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紹姆要塞視角東北方的凡爾登戰場,1917年

1916年5月下旬,德軍攻勢由西岸莫罗姆及304高地轉至東岸杜奧蒙要塞之南。德軍攻抵法軍最後一道防線弗勒里山脊,其意在奪取法軍東北防線之蒂奧蒙要塞、弗勒里、蘇維耶要塞沃要塞。此區自戰端開啟以來,每日為約八千顆炮彈所轟擊。六月初,德軍出動步卒萬人,於6月2日攻佔沃要塞之頂。戰鬥激烈,法軍守軍堅守至水源耗盡,存者僅574人,於6月7日被迫投降。然德軍亦損失慘重,傷亡與失蹤者達2,742人[51][52]沃要塞淪陷之訊傳至凡爾登,市民與守軍緊急於城郊掘壕築防。西岸方面,德軍自304高地、莫羅姆及屈米耶爾一線,向法軍所控之阿沃库尔沙唐库尔進擊。時值大雨,德軍攻蘇維耶要塞之勢受阻。此地戰況激烈,雙方往復爭奪,兩月之間交替易手,未有定局[53]

6月2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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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第五軍團從2月至6月佔領的凡爾登地區

6月22日,德軍砲兵向法軍砲兵陣地發射超過11.6萬發双光气化學武器,導致超過1,600人傷亡和大量火砲的暫時停火[54]。隔日清晨5時,德軍向五公里長的防線發動攻擊,並建立一個3乘2公里的突出部。德軍攻勢持續至上午9時,直到法軍部隊開始進行後衛作戰。德軍佔領南方的蒂奧蒙要塞和富瓦德特爾要塞,並控制弗勒里和沙佩勒聖凡村。德軍進攻箭頭抵達蘇維耶要塞附近,僅距凡爾登大教堂5公里[55]

1916年6月23日,尼維爾下令

Vous ne les laisserez pas passer, mes camarades(他們絕不能通過,我的戰友們。)[56]

法軍迅速重奪沙佩勒聖凡,德軍進攻被迫停止。德軍步兵的供水補給陷入匱乏,突出部在三面受到打擊下變得脆弱,德軍在缺乏双光气補給的情況下無法繼續進攻,沙佩勒聖凡成為德軍在凡爾登戰役中到達的最深處。弗勒里自6月23日至8月17日被法德雙方交替控制了十六次,同時四個法國師從索姆河調至凡爾登。6月24日,法軍火砲恢復到足以切斷德軍前線與後方的聯繫。到了6月25日雙方陷入膠著,德軍參謀克諾貝爾斯多夫下令停止進攻[57]

第四階段:7月1日-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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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凡爾登的法軍傷亡已達到18.5萬人;6月,德軍傷亡已達到20萬人[58]。東線的布鲁西洛夫攻势與西線的索姆河战役迫使德軍將部份火砲從凡爾登轉移,法軍取得戰略性的勝利[59]

7月9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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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步兵在砲火下進攻

蘇維耶要塞控制著弗勒里東南方1公里的山峰,是德軍2月攻勢的原先作戰目標之一,佔領該地能夠使德軍控制制高點、俯視凡爾登[60]。德軍於7月9日開始預備砲擊,試圖發射超過6萬發毒氣砲彈壓制法軍的砲火,但因為法軍裝備著改良後的M2防毒面具而效果微乎其微[61][62]。蘇維耶要塞及其周圍被超過30萬枚砲彈轟炸,包含直接打擊要塞的500枚360毫米炮彈[62]

7月11日,德軍三個師發起進攻,但其步兵擠在通往蘇維耶要塞的道路上並遭到法軍炮兵的砲擊,倖存的部隊則被佔據要塞上層的60名法軍機槍兵射擊。德軍第140步兵團的30名士兵在7月12日抵達要塞頂,德軍士兵已經可以看到凡爾登市建築的屋頂和大教堂的尖塔。然而法軍中尉克萊貝爾·迪皮中尉率部反擊,德軍部隊皆投降或撤回起始點[62]。7月11日,法金漢下令威廉皇儲將部隊轉入守勢。7月15日,法軍發動一次大型反擊但未能奪回領土;下半月,法軍僅發動一些小型攻勢[60]

8月1日-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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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德軍向蘇維耶要塞推進900公尺。此舉使法國發動時常兩週的反擊,奪回一些被佔領的領土[60]。8月18日,弗勒里被法軍收復;9月,法軍奪回於7月和8月損失的領土。8月29日,法金漢被保罗·冯·兴登堡埃里希·鲁登道夫取代,前者成為總參謀長、後者成為第一軍需將軍[63] 9月3日,法軍對弗勒里兩翼推進數百公尺,並擊退德軍在9月4日和5日的反擊。法軍在9月9日、13日和15日至17日持續進攻,除了於9月4日在塔瓦訥隧道因火災導致474名法軍士兵死亡外,整體傷亡十分輕微[64]

10月20日–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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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凡爾登攻勢,1916年10月24日–9月2日

1916年10月20日,法國發動第一次凡爾登攻勢(1ère Bataille Offensive de Verdun)以奪回杜奧蒙要塞。至10月中旬,凡爾登地區的22個法軍師中有7個被替換,法軍步兵排進行重組,包含步槍兵、小型榴彈兵與機槍兵組成的單位。為攻勢鋪路,法軍進行了為期六天的炮擊,總計發射855,264發炮彈,其中包括超過50萬發75毫米野戰炮彈、10萬發155毫米中型火炮炮彈,以及373發370毫米與400毫米超重型炮彈,動用超過700門火炮與榴彈炮[65]

法軍從位於西南方13公里的貝萊考,利用兩門聖沙蒙火炮(Saint-Chamond)400毫米鐵道炮發射超重型炮彈,每枚炮彈重達1美噸[65]。根據法軍情報,德軍在右岸部署了約800門火炮,可為第34師、第54師、第9師及第33預備師提供支援,另有第10師及第5師作為預備隊[66]。至少20枚超重型炮彈擊中杜奧蒙堡壘,其中六枚穿過屋頂並在倉庫中爆炸,引發火災並摧毀7,000枚手榴彈[67]

法軍步兵重奪杜奧蒙

芒然將軍指揮的法國第38、第133和第74師於10月24日上午11時40分發動攻擊[66]。法軍步兵在火砲彈幕和霧氣的掩護下衝出戰壕,並採用尼維爾將軍的徐進彈幕戰法推進[68]。法軍在第38師指揮官阿瑟·德·薩蘭的率領下佔領杜奧蒙要塞,並推進至沃要塞附近。法軍在一系列的行動中損失輕微,成功俘虜超過6,000名敵軍和15門重砲[69]。10月25日法軍對沃要塞的進攻失敗了,但法軍得以轉移他們的火炮至沃要塞附近,這將對下週的軍事行動產生積極影響[68]

法軍收復歐迪奧蒙採石場、蒂奧蒙要塞、蒂奧蒙農場、杜奧蒙村、凱萊特森林、沃池塘、布瓦菲米東側和當盧炮台等一系列地區[69]。在接下來的一週,法軍最重型火炮持續轟炸沃堡,最終於11月2日迫使德軍撤離堡壘。當一枚220毫米炮彈引發劇烈爆炸後,法軍竊聽到德軍無線電通訊,得知其撤退消息。一支法軍步兵連在無抵抗下進入堡壘[70]。至11月5日,法軍推進至2月24日的戰線,之後進攻行動暫停至12月[70]

12月15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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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凡爾登攻勢,1916年12月15–16日

第二次凡爾登攻勢(2ième Bataille Offensive de Verdun),由貝當與尼維爾策劃,指揮重任由夏爾·芒然將軍承擔。法軍動員第126師、第38師、第37師及第133師,並以四個預備師及740門重砲支援,展開猛烈攻勢[71]。經六日密集砲火壓制,827門火砲共發射117萬枚砲彈,至12月15日上午10時,法軍發起總攻。最終轟擊階段,藉由偵察機精確引導,砲火直擊德軍戰壕、掩體及觀察哨,德軍防線陷入危機。彼時德軍有五個師駐守,配備533門火砲,佔據防線陣地,前線集結約三分之二的兵力,其餘則作預備隊使用[72]

然而,德軍部分師兵力不足,僅有三千步兵,遠低於常規七千之編制。法軍藉重砲火掩護,展開多層次攻擊:第一波榴霰彈火力覆蓋距法軍前線64公尺處,隨後以爆裂彈轟擊140公尺處的德軍第二道防線,切斷其撤退路徑並阻撓援軍接近。德軍防線迅即崩潰,五個師共損失13,500人,或傷亡或被俘,其中大量士兵困於掩體內,最終成為法軍步兵的俘虜[72]

儘管天氣惡劣,法軍依然成功收復於二月失陷的瓦什罗维尔、盧沃蒙、奧道蒙及卢沃蒙-科特迪普瓦夫尔等地。德軍預備隊直至黃昏方能抵達前線,而兩個奉命於傍晚前增援的反擊師,更於夜幕降臨時仍距前線23公里之遙。至12月16日夜,法軍已在杜奧蒙要塞北方二至三公里間建立堅實新防線,自伯宗沃延伸至盧沃蒙-科特迪普瓦夫尔,成功奪取該地後即刻鞏固防勢,使德軍反擊師來不及發起攻勢。法軍修復杜奧蒙要塞內的重砲,進一步加強攻勢火力[73]。至此,德軍最接近凡爾登之陣地已被逼退至7.5公里以外,其主要觀察點悉數為法軍奪回。此次戰役,法軍共俘虜德軍11,387人,繳獲火砲115門[74]。部分德軍軍官曾向芒然抱怨囚室不夠舒適,芒然答道:「先生們,我們為此深感抱歉,未料會有如此多俘虜。[75]」第五軍團司令洛克豪與第十四預備軍司令約翰·馮·茨維爾於12月16日被撤職[76]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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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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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漢在他的回憶錄寫道,他在1915年12月向德皇表達對戰略局勢的看好

法國的弦已經到達臨界點。大規模突破(無論如何都超出我們的能力)是不必要的。我們在能力所及之內仍可保留部分力量,法國總參謀部則將被迫投入他們所有的人力。如果他們這麼做,法國將會流血至死。

——法金漢[1]

1916年,德國的戰略目標是對法軍造成大規模傷亡,旨在削弱法軍直至其崩潰。德軍試圖將法軍引入一個出於戰略和士氣原因無法脫身的局面,他們計劃使用大量重型和超重型火炮轟擊法軍,認為法軍的75毫米野戰炮無法對其造成同等程度的傷亡。2007年,羅伯特·福利(Robert Foley)寫道,法金漢起初就意圖進行一場消耗戰,此說與1937年的沃爾夫岡·福爾斯特(Wolfgang Foerster)、1996年的格德·克魯梅希(Gerd Krumeich)及其他人的觀點相悖。1916年,反法金漢派聲稱,這場戰役表明他優柔寡斷且不適合指揮,且此說於1937年被福爾斯特重申[77]。1994年,霍爾格·阿夫勒巴赫(Holger Afflerbach)質疑《聖誕備忘錄》的真實性;在研究保存在陸軍軍事歷史研究所(Krieg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sanstalt des Heeres)檔案中的證據後,他得出結論認為該備忘錄是在戰後撰寫的,但準確反映了法金漢在1915年底的想法[78]

前往凡爾登的法軍補給馬匹在河邊休息

克魯梅希認為,《聖誕備忘錄》是為了掩蓋其戰略失敗而偽造的,僅是因為進攻失敗才把戰略目標從「佔領凡爾登」更為「消耗戰」[79]。福利則寫道,法金漢在1914年的伊珀尔攻勢失敗後,開始採用戰前老赫尔穆特·冯·毛奇漢斯·德爾布呂克提出的消耗戰略(Ermattungsstrategie),認為反德聯盟的力量過於強大,無法被決定性地擊敗。法金漢希望能至少迫使一個三國協約成員與德國談判以分裂協約國。1915年東線攻勢其實就是場消耗戰,然俄軍雖在攻勢中損失慘重,仍拒絕接受德國的和平試探[80]

由於德軍兵力不足以突破西線防線與其背後的預備隊,法金漢試圖透過威脅靠近前線的一個戰略要地以迫使法軍發動進攻,他選擇了凡爾登。德國計劃利用城市周圍高地上的重型火炮對法軍造成巨大傷亡。第五軍團將發動大規模攻勢,但其目標僅限於奪取默茲河東岸的高地,以便德國重型火炮能夠主導戰場。法軍將在試圖奪回高地的攻勢中被「流血至死」,英軍將被迫發動倉促的支援攻勢,並遭受同樣慘重的傷亡。如果法軍拒絕談判,德軍將發動進攻,清剿法英聯軍的殘餘力量,最終徹底擊垮協約國[80]

法軍總參謀部在1916年1月的修訂指導中寫道,裝備無法被人力擊敗。火力可以保護步兵,但消耗戰會延長戰爭並耗盡先前保留的兵力。德軍工業在1915年至1916年初將重型火炮的產量提高了五倍、將超重型火炮的產量翻倍。法國的工業自1914年以來也有所恢復,截至1916年2月,法軍擁有3,500門重型火炮。1916年5月,約瑟夫·霞飛開始為每個師配備兩組155毫米火炮,每個軍配備四組遠程火炮。凡爾登戰役期間,德法雙方都能夠發射大量重型炮彈來壓制對方防禦,然後再冒險讓步兵進入開闊地。到5月底,德軍在凡爾登有1,730門重型火炮,法軍則有548門,足以牽制德軍,但不足以發動反攻[81]

「凡爾登的保衛者」讓·納瓦拉紐波特11戰鬥機

法軍步兵能更好地承受轟炸,因為其陣地分散且通常位於制高點,不易被德軍發現。一旦德軍開始進攻,法軍便會以機槍和速射野戰炮進行還擊。4月22日,德軍損失了約1,000人,而在4月中旬,法軍在應對一場針對杜奧蒙堡東南方向的進攻時,發射了約26,000發野戰炮炮彈。貝當在接管凡爾登防務後不久,命令航空司令夏爾·特里科爾諾·德·羅斯英语Charles Tricornot de Rose清除德軍戰鬥機並提供炮兵觀測支援。法軍透過將戰鬥機組成中隊,而不是分散部署於前線,成功扭轉了德軍的空中優勢,能夠有效對抗德軍的大型編隊。這些戰鬥機中隊擊退了德軍的福克E單翼戰鬥機及其保護的雙座偵察機和炮兵觀測機[82]

凡爾登戰役雙方的損失較1914年的運動戰為低。1914年8月至年底,法軍損失約850,000人,德軍損失約670,000人。德軍第5軍團的損失率低於1915年東線戰場的部隊,而法軍在凡爾登的平均損失率也低於1915年9月至10月第二次香檳戰役三週內的損失率。德軍的損失率從1915年初的1:2.2增至戰役結束時的接近1:1,這一趨勢在1917年的尼維爾攻勢中持續。消耗戰策略的代價是難出現決定性戰果,因為在密集重炮火力掩護下的有限目標進攻雖可取得成功,但往往導致無限期的戰鬥[83]。貝當採用了輪換系統,迅速輪換凡爾登的法軍部隊,使法國陸軍大部分士兵都曾參與戰鬥,但駐戰時間較德軍第五軍團的部隊短。凡爾登的象徵意義成為法軍的凝聚力,使其沒有崩潰。埃里希·馮·法金漢因此被迫延長進攻時間,投入比預期更多的步兵。到4月底,德軍的大部分戰略預備隊已部署於凡爾登,並承受了與法軍相當的損失[84]

德軍高層認為德法雙方的傷亡比約為2:5。德國軍事情報估計,截至3月11日,法軍已損失100,000人,法金漢對德軍火炮的效能充滿信心,認為可以輕易再造成100,000人損失。5月,福爾肯海因估計法軍傷亡增至525,000人,而德軍損失為250,000人,並認為法軍戰略預備隊僅剩300,000人。然而,法軍實際傷亡到5月1日約為130,000人;倚靠著輪換系統,已有42個師在輪換後得以休整,當步兵傷亡達到50%時即被撤出。法國本土軍隊的330個步兵營中,259個(占78%)參與了凡爾登戰役,而德軍中有48個師(占西線軍的25%)參戰[85]。阿夫勒巴赫指出,共有85個法軍師參與凡爾登戰役,而從2月至8月,德法雙方的傷亡比約為1:1.1,而法金漢認為法軍的損失是德軍三倍[86]。截至8月31日,第5軍團損失約281,000人,而法軍損失約315,000人[84]

位於凡爾登的304號山的法軍戰壕

In June 1916, the French had 2,708 guns at Verdun, including 1,138 field guns; from February to December, the French and German armies fired 约10,000,000 shells, weighing 1,350,000 long ton(1,370,000 t).[87] By May, the German offensive had been defeated by French reinforcements, difficulties of terrain and the weather. The 5th Army infantry was stuck in tactically dangerous positions, overlooked by the French on both banks of the Meuse, instead of dug in on the Meuse Heights. French casualties were inflicted by constant infantry attacks which were far more costly in men than destroying counter-attacks with artillery. The stalemate was broken by the Brusilov Offensive and the Anglo-French relief offensive on the Somme, which Falkehayn had expected to begin the collapse of the Anglo-French armies.[88] Falkenhayn had begun to remove division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in June for the strategic reserve but only twelve divisions could be spared. Four divisions were sent to the Somme, where three defensive positions had been buil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Herbstschlacht. Before the battle on the Somme began, Falkenhayn thought that German preparations were better than ever and the British offensive would easily be defeated. The 6th Army, further north, had 17+12 divisions and plenty of heavy artillery, ready to attack once the British had been defeated.[89]

The strength of the Anglo-French attack on the Somme surprised Falkenhayn and his staff, despite the British casualties on 1 July. Artillery losses to "overwhelming" Anglo-French counter-battery fire and the German tactic of instant counter-attacks, led to far more German infantry casualties than at the height of the fighting at Verdun, where the 5th Army suffered 25,989 casualties in the first ten days, against 40,187 2nd Army casualties on the Somme. The Russians attacked again, causing more casualties in June and July. Falkenhayn was called on to justify his strategy to the Kaiser on 8 July and again advocated the minimal reinforcement of the east in favour of the "decisive" battle in France; the Somme offensive was the "last throw of the dice" for the Entente. Falkenhayn had already given up the plan for a counter-offensive by the 6th Army and sent 18 divisions to the 2nd Army and to the Russian front from the reserve and from the 6th Army; only one division remaining uncommitted by the end of August. The 5th Army had been ordered to limit its attacks at Verdun in June but a final effort was made in July to capture Fort Souville. The attack failed and on 12 July Falkenhayn ordered a strict defensive policy, permitting only small local attacks to limit the number of troops the French could transfer to the Somme.[90]

Falkenhayn had underestimated the French, for whom victory at all costs was the only way to justify the sacrifices already made; the French army never came close to collapsing and causing a premature British relief offensive. The ability of the German army to inflict disproportionate losses had also been overestimated, in part because the 5th Army commanders had tried to capture Verdun and attacked regardless of loss. Even when reconciled to the attrition strategy, they continued with Vernichtungsstrategie (strategy of annihilation) and the tactics of Bewegungskrieg (manoeuvre warfare). Failure to reach the Meuse Heights left the 5th Army in poor tactical positions and reduced to inflicting casualties by infantry attacks and counter-attacks. The length of the offensive made Verdun a matter of prestige for the Germans as it was for the French and Falkenhayn became dependent on a British relief offensive being destroyed to end the stalemate. When it came, the collapse in Russia and the power of the Anglo-French attack on the Somme reduced the German armies to holding their positions as best they could.[91] On 29 August, Falkenhayn was sacked and replaced by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who ended the German offensive at Verdun on 2 September.[92]

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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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發現的士兵遺骸

In 2013, Paul Jankowski wrote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French army units had produced numerical loss states (états numériques des pertes) every five days for the Bureau of Personnel at GQG. The Health Service (Service de Santé) at the Ministry of War received daily counts of wounded taken in by hospitals and other services but casualty data was dispersed among regimental depots, GQG, the Registry Office (État Civil), which recorded deaths, the Service de Santé, which counted injuries and illnesses and Renseignements aux Familles (Family Liaison), which communicated with next of kin. Regimental depots were ordered to keep fiches de position (position sheets) to record losses continuously and the Première Bureau of GQG began to compare the five-day états numériques des pertes with the records of hospital admissions. The new system was used to calculate losses back to August 1914, which took several months; the system had become established by February 1916. The états numériques des pertes were used to calculate casualty figur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ficiel, the French Official History and other publications.[93]

The German armies compiled Verlustlisten (loss lists) every ten days, which were published by the Reichsarchiv in the deutsches Jahrbuch of 1924–1925. German medical units kept detailed records of medical treatment at the front and in hospital and in 1923 the Zentral Nachweiseamt (Central Information Office) published an amended edition of the lists produced during the war, incorporating medical service data not in the Verlustlisten. Monthly figures of wounded and ill servicemen that received medical treatment were published in 1934 in the Sanitätsbericht (Medical Report). Using such sources for comparison is difficult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losses over time, rather than place. Losses calculated for a battle could be inconsistent, as in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litary Effo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during the Great War 1914–1920 (1922). In the early 1920s, Louis Marin reported to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but could not give figures per battle, except for some by using numerical reports from the armies, which were unreliable unless reconciled with the system established in 1916.[94]

Some French data excluded those lightly wounded but some did not. In April 1917, GQG required that the états numériques des pertes discriminate between lightly wounded, treated locally for 20 to 30 days and severely wounded evacuated to hospitals. Uncertainty over the criteria had not been resolved before the war ended. Verlustlisten excluded lightly wounded and the Zentral Nachweiseamt records included them. Churchill revised German statistics by adding 2 per cent for unrecorded wounded in The World Crisis, written in the 1920s and James Edmonds, the British official historian, added 30 per cent. For the Battle of Verdun, the Sanitätsbericht contained incomplete data for the Verdun area, did not define "wounded" and the 5th Army field reports exclude them. The Marin Report and Service de Santé covered different periods but included lightly wounded. Churchill used a Reichsarchiv figure of 428,000 casualties and took a figure of 532,500 casualties from the Marin Report, for March to June and November to December 1916, for all the Western Front.[95]

The états numériques des pertes give French casualties as 348,000 to 378,000 and in 1930, Hermann Wendt recorded French Second Army and German 5th Army casualties of 362,000 and 336,831 respectively from 21 February to 20 December, not taking account of the inclusion or exclusion of lightly wounded. In 2006, McRandle and Quirk used the Sanitätsbericht to increase the Verlustlisten by 约 11 per cent, which gave 373,882 casualties, compared to the French Official History record to 20 December 1916, of 373,231 French casualties. The Sanitätsbericht, which explicitly excluded lightly wounded, compared German losses at Verdun in 1916, averaging 37.7 casualties per thousand men, with the 9th Army in Poland 1914 which had a casualty average of 48.1 per 1,000, the 11th Army in Galicia 1915 averaging 52.4 per 1,000 men, the 1st Army on the Somme 1916 average of 54.7 per 1,000 and the 2nd Army average for the Somme 1916 of 39.1 per 1,000 men. Jankowski estimated an equivalent figure for the French Second Army of 40.9 men per 1,000 including lightly wounded. With a 约 11 per cent adjustment to the German figure of 37.7 per 1,000 to include lightly wounded, following the views of McRandle and Quirk; the loss rate is similar to the estimate for French casualties.[96]

1927年的杜奧蒙墓地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World Crisis (1938), Churchill wrote that the figure of 442,000 was for other ranks and the figure of "probably" 460,000 casualties included officers. Churchill gave a figure of 278,000 German casualties, 72,000 fatal and expressed dismay that French casualties had exceeded German by about 3:2. Churchill wrote that an eighth needed to be deducted from his figures to account for casualties on other sectors, giving 403,000 French and 244,000 German casualties.[97] In 1980, John Terraine calculated 约 750,000 French and German casualties in 299 days; Dupuy and Dupuy (1993) 542,000 French casualties.[98] In 2000, Hannes Heer and Klaus Naumann calculated 377,231 French and 337,000 German casualties, a monthly average of 70,000.[99] In 2000, Holger Afflerbach used calculations made by Hermann Wendt in 1931 to give German casualties at Verdun from 21 February to 31 August 1916 as 336,000 German and 365,000 French at Verdun from February to December 1916.[100] David Mason wrote in 2000 that there had been 378,000 French and 337,000 German casualties.[87] In 2003, Anthony Clayton quoted 330,000 German casualties, of whom 143,000 were killed or missing; the French suffered 351,000 casualties, 56,000 killed, 100,000 missing or prisoners and 195,000 wounded.[101]

Writing in 2005, Robert A. Doughty gave French casualties (21 February to 20 December 1916) as 377,231 and casualties of 579,798 at Verdun and the Somme; 16 per cent of the casualties at Verdun were fatal, 56 per cent were wounded and 28 per cent missing, many of whom were eventually presumed dead. Doughty wrote that other historians had followed Winston Churchill (1927) who gave a figure of 442,000 casualties by mistakenly including all French losses on the Western Front.[102] R. G. Grant gave a figure of 355,000 German and 400,000 French casualties in 2005.[103] In 2005, Robert Foley used the Wendt calculations of 1931 to give German casualties at Verdun from 21 February to 31 August 1916 of 281,000, against 315,000 French.[104] (In 2014, William Philpott recorded 377,000 French casualties, of whom 162,000 had been killed; German casualties were 337,000 and noted a recent estimate of casualties at Verdun from 1914 to 1918 of 1,250,000).[105]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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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爾登戰役紀念獎章

凡爾登戰役,已為法國對第一世界大戰之象徵。安托萬·普羅斯英语Antoine Prost說道:「凡爾登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皆象徵對人類境遇之極限侵害。[106]」自1918年至1939年間,法國舉行兩次大規模之紀念。其一於戰場建碑,援引羅貝爾·尼維爾所述「他們絕不能通過」之愛國言辭,表彰烈士;其二則倖存者追憶戰友死難,傷殘犧牲,意在反思劫後之人道精神。1920年,法國在凡爾登城堡舉行儀式,選出一具遺體安葬於凱旋門的無名烈士墓中[107]

杜奧蒙附近的凡爾登紀念碑,開放於1967年,獻給陣亡士兵與平民

法國凡爾登境內,有6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毀滅,迄未重建,然被賦予特別地位,成為無人居住之市镇,即凡尔登地区博蒙伯宗沃屈米耶尔-勒莫尔奥姆弗勒里德旺杜欧蒙萨莫尼厄附近欧蒙卢沃蒙-科特迪普瓦夫尔。阿蘭·德尼佐(Alain Denizot)收錄當時攝影圖像,顯示其間地面覆滿炮彈痕跡,範圍約百平方公里[104]。至1930年代,此地造林,現多為密林所掩,然紅色地帶(Zone Rouge)遺址猶存,但戰場仍是一座巨大的墓地,埋葬著超過10萬名失蹤士兵的遺體,僅有少數經法國林務部發現,移入杜奧蒙骨庫英语Douaumont Ossuary供奉[108]

1960年代,凡爾登轉而成為法德和解之象徵,兩國以共通之苦難作為紀念。1980年代,凡爾登更被譽為和平之都,諸多機構於此成立,舊博物館被重新定位,致力於弘揚和平與人權的理念[109]。1984年9月22日,德國總理赫尔穆特·科尔與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冒著滂沱大雨,於杜奧蒙墓園攜手數分鐘,以表彰法德兩國之和解。科爾之父曾於凡爾登戰役中參戰,密特朗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於鄰近地區為俘[110]

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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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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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法國未來的領袖和總統夏爾·戴高樂上尉當時是該團的一名連長,在戰鬥中於杜奧蒙附近受傷被俘[32]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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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Falkenhayn(2004年),第217–218页
  2. ^ Foley(2007年),第192页
  3. ^ Foley(2007年),第193页
  4. ^ 4.0 4.1 Holstein(2010年),第35页
  5. ^ Doughty(2005年),第275–276页
  6. ^ Holstein 2010,第20頁.
  7. ^ Le Hallé 1998,第15頁.
  8. ^ Holstein 2010,第31–32頁.
  9. ^ Holstein 2010,第25–29頁.
  10. ^ Holstein 2010,第32頁.
  11. ^ Sheldon(2012年),第164, 200–201页
  12. ^ 12.0 12.1 Mason(2000年),第21, 32页
  13. ^ Foley(2007年),第214–216页
  14. ^ Foley(2007年),第211页
  15. ^ Foley(2007年),第211-212页
  16. ^ Foley(2007年),第213-214页
  17. ^ Doughty(2005年),第265–266页
  18. ^ 18.0 18.1 Holstein(2010年),第36页
  19. ^ Foley(2007年),第217页
  20. ^ Doughty(2005年),第267页
  21. ^ Foley(2007年),第215, 217页
  22. ^ Mason(2000年),第48–49页
  23. ^ 23.0 23.1 Mason(2000年),第49–51页
  24. ^ Schwerin(1939年),第9–12, 24–29页
  25. ^ Mason(2000年),第54–59页
  26. ^ 26.0 26.1 Mason(2000年),第60–64页
  27. ^ 27.0 27.1 Holstein(2010年),第43–44页
  28. ^ Holstein(2010年),第45–50页
  29. ^ Foley(2007年),第220页
  30. ^ Holstein(2010年),第57-58页
  31. ^ 31.0 31.1 Mason(2000年),第114–115页
  32. ^ Williams(1998年),第45页
  33. ^ Foley(2007年),第223页
  34. ^ Foley(2007年),第224-225页
  35. ^ Foley(2007年),第225-226页
  36. ^ Doughty(2005年),第283页
  37. ^ 37.0 37.1 Michelin(1919年),第29页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FOOTNOTEMichelin191929”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38. ^ Foley(2007年),第226页
  39. ^ Foley 2007,第226–227頁.
  40. ^ Foley 2007,第228頁.
  41. ^ Foley 2007,第228–229頁.
  42. ^ Foley 2007,第230–231頁.
  43. ^ Foley 2007,第232–233頁.
  44. ^ Foley 2007,第234頁.
  45. ^ Michelin(1919年),第17–18页
  46. ^ Holstein(2010年),第76–78页
  47. ^ Holstein(2010年),第78页
  48. ^ 48.0 48.1 Guttman(2014年),第9页
  49. ^ Holstein(2010年),第79–82页
  50. ^ 50.0 50.1 Holstein 2010,第91頁.
  51. ^ Schwencke(1925–30年),第118页
  52. ^ Holstein(2011年),第82页
  53. ^ Mason(2000年),第150–159页
  54. ^ Ousby(2002年),第229页
  55. ^ Ousby(2002年),第229–231页
  56. ^ Denizot(1996年),第136页
  57. ^ Mason(2000年),第183–167页
  58. ^ Samuels(1995年),第126页
  59. ^ Philpott(2009年),第217页
  60. ^ 60.0 60.1 60.2 Doughty(2005年),第299页
  61. ^ Doughty(2005年),第298页
  62. ^ 62.0 62.1 62.2 Holstein(2010年),第94–95页
  63. ^ Holstein(2010年),第95页
  64. ^ Doughty(2005年),第305–306页
  65. ^ 65.0 65.1 Holstein(2010年),第99页
  66. ^ 66.0 66.1 Pétain(1930年),第221页
  67. ^ Holstein(2010年),第102–103页
  68. ^ 68.0 68.1 Doughty(2005年),第307页
  69. ^ 69.0 69.1 Michelin(1919年),第19–20页
  70. ^ 70.0 70.1 Doughty(2005年),第306–308页
  71. ^ Pétain(1930年),第227页
  72. ^ 72.0 72.1 Wynne(1976年),第166–167页
  73. ^ Holstein(2010年),第112–114页
  74. ^ Doughty(2005年),第308–309页
  75. ^ Durant & Durant(1967年),第50页
  76. ^ Wynne(1976年),第168页
  77. ^ Förster(1937年),第304–330页
  78. ^ Afflerbach(1994年),第543–545页
  79. ^ Krumeich(1996年),第17–29页
  80. ^ 80.0 80.1 Foley(2007年),第206–207页
  81. ^ Jankowski(2014年),第109–112页
  82. ^ Davilla & Soltan(1997年),第7页
  83. ^ Jankowski(2014年),第114–120页
  84. ^ 84.0 84.1 Foley(2007年),第256页
  85. ^ Clayton(2003年),第120–121页
  86. ^ Chickering & Förster(2006年),第130, 126页
  87. ^ 87.0 87.1 Mason 2000,第185頁.
  88. ^ Foley 2007,第235–236頁.
  89. ^ Foley 2007,第249–250頁.
  90. ^ Foley 2007,第251–254頁.
  91. ^ Foley 2007,第254–256頁.
  92. ^ Foley 2007,第258頁.
  93. ^ Jankowski 2014,第257–258頁.
  94. ^ Jankowski 2014,第258–259頁.
  95. ^ Jankowski 2014,第259–260頁.
  96. ^ Jankowski 2014,第261頁.
  97. ^ Churchill 1938,第1003–1004頁.
  98. ^ Terraine 1992,第59頁; Dupuy & Dupuy 1993,第1052頁.
  99. ^ Heer & Naumann 2000,第26頁.
  100. ^ Chickering & Förster 2006,第114頁.
  101. ^ Clayton 2003,第110頁.
  102. ^ Doughty 2005,第309頁.
  103. ^ Grant 2005,第276頁.
  104. ^ 104.0 104.1 Foley 2007,第259頁.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FOOTNOTEFoley2007259”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105. ^ Philpott 2014,第226頁.
  106. ^ Jackson(2001年),第28页
  107. ^ Lieu du Mois – Novembre 2011 – La citadelle souterraine – lieu du choix [Place of the Month – November 2011 – The underground citadel – place of choice]. verdun-meuse.fr (法语). 
  108. ^ Holstein(2010年),第124页
  109. ^ Barcellini(1996年),第77–98页
  110. ^ Murase(2002年),第304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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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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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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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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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rcellini, S. Memoire et Memoires de Verdun 1916–1996 [Memory and Memoirs of Verdun 1916–1996]. 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6, 46 (182): 77–98. ISSN 0984-2292. JSTOR 25732329. 
  • Förster, W. Falkenhayns Plan für 1916 ein Beitrag zur Frage: Wie gelangt man aus dem Stellungskrieg zu Entscheidungsuchender Operation? [Falkenhayn's plan for 1916: A 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How to get out of Trench Warfare and Attain a Decisive Decision?]. 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 2nd part 3 (Berlin: Mittler). 1937. ISSN 0935-3623 (德语). 
  • Krumeich, G. "Saigner la France"? Mythes et Realite de la Strategie Allemande de la Bataille de Verdun ["Bleed France"? Myths and Reality of the German Strategy of the Battle of Verdun]. 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6, 46 (182): 17–29. ISSN 0984-2292. JSTOR 25732324 (法语).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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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 Afflerbach, H. On a Knife Edge: How Germany Lost the First World War [Auf Messers Schneide: Wie das Deutsche Reich den Ersten Weltkrieg verlor]. 由Buckley, Anne; Summers, Caroline翻译 Hb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ünchen: C. H. Beck. 2022 [2018]. ISBN 978-1-108-83288-5. 
  • Bourachot, A. Marshal Joffre: The Triumphs, Failure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ance's Commander-in-Chief in the Great War. 由Uffindell, A.翻译 Hbk. Pen & Sword Military, Barnsley. Paris: Bernard Giovanangeli Éditeur. 2014 [2010]. ISBN 978-1-78346-165-3. 
  • Brown, M. Verdun 1916. Stroud: Tempus. 1999. ISBN 978-0-7524-1774-5. 
  • Holstein, C. Walking Verdun. Barnsley: Pen and Sword. 2009. ISBN 978-1-84415-867-6. 
  • Keegan, J.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Hutchinson. 1998. ISBN 978-0-09-180178-6. 
  • MacKenzie, D. A. The Story of the Great War. Glasgow: Blackie & Son. 1920. OCLC 179279677. 
  • McDannald, A. H.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38. New York: J. B. Lyon. 1920. OCLC 506108219. 
  • Martin, W. Verdun 1916. London: Osprey. 2001. ISBN 978-1-85532-993-5. 
  • Mosier, J. The Myth of the Great War.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1. ISBN 978-1-86197-276-7. 
  • Romains, J. Prélude à Verdun and Verdun [Prelude to Verdun and Verdun] Prion Lost Treasures. Paris: Flammarion. 1999 [1938]. ISBN 978-1-85375-358-9 (法语). 
  • Rouquerol, J. J. Le Drame de Douaumont [The Drama of Verdun]. Paris: Payot. 1931. OCLC 248000026 (法语). 
  • Sandler, S. (编). Ground Warfare: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 Warfare Encyclopedias from ABC Clio I.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2. ISBN 978-1-57607-344-5. 
  • Serrigny, B. Trente Ans avec Pétain [Thirty Years with Pétain]. Paris: Librairie Plon. 1959. OCLC 469408701 (法语). 
  • Zweig, A. Education Before Verdun [Erziehung vor Verdun]. 由Sutton, Eric翻译 2nd. trans. Viking Press, New York.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1936 [1935]. OCLC 1016268225. 

期刊

論文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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