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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介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歷史和內容。

概述

2006年王宇英認為，目前中國大陸對文革的認識存在三種話語體系。一是金春明、王年一、譚宗級等的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話語體系；二是被作者稱為「新思想者」話語體系，其中徐友漁、張化、蘇采青等的著作有代表性；三是「新銳理論」派，積極嘗試應用各種新理論、新方法再審視文革。

2008年劉悅笛提出，國內外文革研究有兩種「基本範式」。一種是傳統的研究範式，可以稱為「政治中心主義」，「更多地將『文革』看作是『政治鬥爭』的過程及其結果的統一」，認為中國大陸至2008年的文革研究，和中國大陸以外1990年代以前的文革研究，基本承襲這種範式。另一種研究範式晚近出現，可以稱為「生產中心主義」，有許多韓國學者關注，關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動態關係，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互動。劉悅笛提出了第三種思路，即「從『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現代性』（modernity）的張力結構出發，從歷史哲學的整體高度上來看待整個的『文革』」。

歷史

起步

一種觀點以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作為中國大陸文革史學研究的起步，另一種觀點以1978年5月真理標準大討論作為起步。陳建坡認為，因為1976年10月後這段時期有在主旨上仍堅持文革理論和實踐等問題，所以不宜視為開端。而1978年5月後這段時期，文章的基本傾向「政治討論大於學術探討，理論宣傳重於史學研究」，所以第二種觀點也不完全合適。陳建坡認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段時期可以視為起步。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國大陸為此出版了一系列輔導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其中不少內容對《決議》的文革部分做了史實補充和觀點闡述。

1985年，金春明出版論文集《「文化大革命」論析》，已觸及學術研究層面。王年一的系列文章，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文革的起源，準備、發生、發展等。李成瑞撰寫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內經濟情況分析》，在文革時期經濟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

第一次高峰

1986年，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1966-1976》出版，系專題研究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總體情況的專著。

1988年，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冊）》作為內部資料出版（同年公開出版王年一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是文革資料收集整理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文革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1986年，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9》出版，系中國大陸最早公開出版的文革史專著。同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出版局先後下發了規範文革出版物的通知，導致此後文革史方面著作出版較困難。1988年，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出版（1996年、2004年修訂），是學界公認的文革研究最具權威性的專著之一。

這一時期的論文，從文革前政治經濟體制方面討論文革起源，並涉及到文革分期、三支兩軍、樣板戲等問題，出現文革起因分析、毛澤東晚年錯誤、紅衛兵運動、知識青年等專題研究。

發展

1989年六四事件後，文革研究繼續發展。這一時期，在資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有《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上，下）》等出版。

1995年，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出版，提出文革是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提出「三個惡性循環」說（詳見#文革起源）。1991年，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提出「兩個趨向說」（正確的發展趨向和錯誤的發展趨向），主張區分文革和文革時期。

這一時期的論文，一是專題化，二是出現新的研究領域。研究文革起源、文革分期、紅衛兵組織和運動、知識青年和上山下鄉運動、左傾錯誤、重要歷史人物，研究文革時期的文學、藝術、科技、教育、經濟、外交，群眾路線、群眾組織、群眾運動，研究三支兩軍等重大事件。

第二次高峰

1996年後，若干新史料公開，一批回憶錄、紀實作品出版。

1996年，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經中央主管部門正式審核、批准出版。《簡史》提出三個交互作用的惡性循環說（詳見#文革起源），提出文革實現了歷史的補償，使中國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一時期的研究涉及到文革時期的大字報、革命委員會、教育革命等。有周全華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99年）、鄭謙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99年）、程晉寬著《教育革命的歷史考察（1966-1976）》（2001年）三部反映文革時期教育革命的專著出版。

2002年，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出版，內容近三千萬字。1997年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此外還編寫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六九》等，出版了《毛澤東傳》（1949—1976），《周恩來傳：1949-1976》，《劉少奇傳》等傳記，這些文獻提供了許多首次公開的史料。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出版後，2006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周恩來研究組組長劉武生出版了《周恩來的晚年歲月》。

內容

文革起源

主條目：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

文革起源問題，即文革為什麼會發生，又為什麼會持續十年等問題，是「『文革』史研究領域的根本問題之一。」1995年金春明發表《「文革」起因眾說紛紜》，把學者關於「文革」起源問題的觀點歸納為10種，即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部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人群反官僚主義說、東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提出「三個惡性循環」說：

「左」傾思潮的惡性發展，並在黨內替代統治體制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這種「左」傾思潮的惡性發展過程，可以具體表述為「三個惡性循環」，即：「左」傾理論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集權體制同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國際反修同國內反修的惡性循環。這三個惡性循環在具體的歷史實踐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互為促進，互動發展。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提出三個交互作用的惡性循環說，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相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相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相互作用」 導致了文革。

地方史

據不完全統計，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福建師範大學的部分師生圍繞福建文革史選題，寫出碩士學位論文6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相關學術論文10餘篇。內容包括文革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文教衛生等，陳建坡認為「多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納入『文革』史研究空白的意義，為推動『文革』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文革史研究和新史學方法

1989年，張靜如等就呼籲多學科綜合和社會史研究方法。1999年，張靜如、王炳林文章《中共黨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回顧與思考》發表，闡述了黨史研究的一些方法，「歷史比較法，逆向考察法，系統方法，關於史與論關係的處理方法，數量分析法以及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方法，分層次研究法，縱橫比較法，科學假設法，歷史跟蹤法，地理環境與社會歷史發展考察方法」。這些方法也能指導文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