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件
| 四一二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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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國共內戰和中國國民黨清黨的一部分 | |||||||
 上海街頭處決共產黨人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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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中國國民黨右派 上海青幫 |
 中國共產黨 部分中國國民黨左派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蔣中正 白崇禧 杜月笙 |
 陳獨秀 周恩來 | ||||||
| 參戰單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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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士兵－5,000名 |
工農民兵數千 | ||||||
| 傷亡與損失 | |||||||
| 極少 | 數千人 | ||||||
四一二事件，或稱四一二慘案（中國國民黨稱東南清黨[1]，中國共產黨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西方被稱作上海大屠殺[2]），是中國國民黨清黨第一期中的標誌性事件[3]。1927年4月12日，蔣中正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右派黨員聯同上海青幫幫眾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後旋即大規模逮捕、處決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部分國民黨左派，並取締蘇聯顧問[4][5][6]。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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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戰爭後期，國民黨內衝突不斷。1927年3月6日蔣命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7]。3月21日，上海總工會發動第三次工人暴動，組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3月26日蔣到達上海，工人糾察隊在閘北槍決擁蔣派。[8]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吳稚暉提出發動「護黨救國」運動。4月2日，朱德在南昌發動政變，清除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蔣系勢力，[9][10]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在上海召開全體會議，參加者包括蔡元培、蔣中正、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在會議中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吳稚暉呈文控告中國共產黨企圖奪取革命政權，且譴責鮑羅廷，陰謀使中國變成蘇聯殖民地[11]。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首先發言贊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反共清黨準備工作。
4月1日，汪精衛穿越西伯利亞再轉蘇聯郵輪，從歐洲趕回上海。蔣中正、吳稚暉、蔡元培等向汪投訴中國共產黨問題。汪精衛又與陳獨秀會晤，陳書面答覆汪精衛，並要求他簽字，於4月5日以《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的聯合宣言》在報上發表，強調國共團結。武漢中央聯席會議則命蔣中正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發表外交意見，改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解除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武漢政府下令，突免蔣公職[12]:13。4月6日，汪精衛離開上海赴武漢。
另一個造成緊張的要因，是鮑羅廷曾秘密策動郭松齡將軍反對張作霖。蔣張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為代表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因此「南京事件」後不到兩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張作霖在北京軍警搜查了蘇俄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藏身其內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查獲並向外界公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欲赤化中國之千餘文件[13]，包括共產國際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14]:42，其中有一份蘇聯共產黨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鮑羅廷的電報，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蘇聯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牽制帝國主義國家，使他們不能從東方攻打蘇聯[15]:65。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認為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
4月9日，蔣命令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由白崇禧、周鳳歧分任正副司令，並頒發「戰時戒嚴條例」12條。同日，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吳稚暉、黃紹竑、張靜江、陳果夫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即「青電」），指責武漢國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蔣密令「已光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根據陳立夫說法，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和青幫正式訂下合作計劃，但是「策劃、執行清黨的一個主要人物是楊虎；他是青幫領袖」。楊虎「把我們的建議傳遞給杜月笙……青幫就採取行動」[14]:43。
4月12日凌晨1時到5時，親國民黨右派的中華共進會和上海工界聯合會成員向上海總工會糾察隊駐地閘北、南市、浦東、吳淞等處，發起攻擊。之後，蔣下令淞滬戒嚴司令部所屬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以「工人內訌」為理由，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沒收三千支步槍。」[14]:43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工人等20萬人舉行罷工。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10萬人參加的工人群衆大會[16]，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交還糾察隊槍械，會後工人遊行並與軍方爆發衝突。關於衝突的詳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稱：遊行隊伍行進到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突然從埋伏處衝出，向密集的人群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計其數。[4]1927年4月14日的《國文週報》則稱：閘北工人二千餘結隊遊行，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沖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餘，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1927年4月14日的《申報》統計工人死亡共30人，軍方死亡12人。衝突爆發後，蔣下令解散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上海總工會和一切共產黨組織，搜捕中國共產黨員及支持者，逮捕千餘人，澈底清除中國共產黨份子[12]:13。上海的共產黨員和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均被殺死。[16]
4月14日，李濟深主持廣州陸海空將領開會議決定「清共」。4月15日，廣州四一五事件發生，廣州全城搜捕，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啓漢等被害。廈門、福州、寧波、南京、杭州、長沙（馬日事變）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支持者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17日，蔣與一批右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政治會議，發布清黨通電，並發出秘字一號命令，通緝中國共產黨首要分子197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親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亞子、鄧演達、章伯鈞等，也在通緝之列[17]。
4月18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蔣發表告民眾書[12]:13。蔣等宣佈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以胡漢民為主席，和武漢國民政府對立，是為「寧漢分裂」。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也進行清黨，大量處決中國國民黨右派人士[來源請求]，在武漢聯合發動討蔣。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18]:65。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爲蔣中正屠殺革命民衆宣言》認為：「蔣中正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並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廣東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12]:13。4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由汪精衛領銜，孫科、鄧演達、宋慶齡、張發奎、吳玉章、毛澤東、惲代英等聯名發布通電，斥責蔣的分裂行為。[17]4月28日，張作霖在北京把20名逮到的中國共產黨員，因有事實證據聯合蘇聯密謀顛覆中國政府，執行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釗」[14]:42。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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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事件使國共反目，兩黨結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複雜，其中包括蔣和汪精衛爭奪領導權[19]，同時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間不斷滲透國民黨內部使部分右派黨員及將領不滿，並且中共方面於地方發起暴動、迫害資產階級並掠奪其擁有財產等[20]:30-31，出現「有土皆豪，凡紳必劣」的路線。據當時《中國周報》記者斯諾估計，被殺害之左傾分子在5,000人以上[21]:101。上海流氓勢力反共清黨有功，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21]:10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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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蔣中正突然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當天凌晨，大批青幫武裝流氓冒充工人從租界衝出，向分駐上海總工會等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突然襲擊。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中正收編的孫傳芳舊部）借進行調解之名，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開10萬人的群眾大會，會後整隊遊行，要求釋放被捕工友，交還糾察隊被繳槍械。隊伍行進到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突然從埋伏處衝出，向密集的人群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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