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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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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合国的批评包括关于该组织各个方面的许多论点，如政策、意识形态、代表权平等、行政管理、执行裁决的能力和意识形态偏见。经常被引用的批评点包括：人们认为该机构缺乏效力（包括在先发制人的措施和从社会争端到全面战争等现有冲突的缓和方面完全缺乏效力）、反犹太主义、绥靖、勾结、宣扬全球主义、不作为、对大会实行全面控制的国家滥用权力、腐败，以及挪用资源。联合国的一些决定被视为未能预防武装冲突和执行《联合国宪章》。

哲学和道德上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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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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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色列前任驻联合国大使戈尔德出版了一本书《巴别塔：联合国如何推动全球混乱》（Tower of Babble: How the United Nations Has Fueled Global Chaos）。书中批判了联合国奉行的道德相对主义[1]，指责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而没有积极介入。书中认为在联合国刚刚成立时，因为成员国都是同盟国的正义阵营，从而在面对以法西斯国家为主的非联合国会员国时能采取一个鲜明的立场​​反对邪恶，但在那么多年过去，联合国会员国的成分早已鱼龙混杂，184个会员国中只有75个国家符合自由之家对“自由国家”评选的标准[2]。戈尔德称，联合国内的情势已经逆转，使得它相对更受独裁国家的影响。[2]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于2011年死去后，联合国大会决定为其默哀。这导致西方国家的拒绝以至抵制。 捷克联合国特派团的一名官员说，协助捷克革命与改革的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也在近日过世，他们并未要求联大为哈维尔默哀。[3][4]

全球影响力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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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联合国内就有过关于联合国的权责及其势力范围的争论。早期对联合国进行质疑和抵抗的是在美国的约翰·伯奇协会（英语：John Birch Society），其在1959年主持了“让我们走出联合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联合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就直言批判联合国为“木工机械”，不相信联合国对维护世界和平有所帮助。他称他宁愿直接与其他各国缔结防御条约，也不会接受联合国的指示。[5]

人口控制和堕胎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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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基金被指控对一些团体予以资助，以促进和支持政府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有关这些指控的争论导致了该组织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先后有三位美国总统即雷根、老布希和小布希曾经从联合国人口基金中抽回资金。

联合国人口基金曾在1990年代中后期对秘鲁提供援助以支持其控制人口的计划，后来秘鲁政府的档案曝光被发现原定方案竟然是强制绝育。人口基金并没有被查出直接卷入丑闻，但由于它在之后继续提供资金，成为外界批评的对象。[6]

行政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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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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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评指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是核大国，他们让安理会成为了一个核武国家专属的权力俱乐部。不同于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格局中并没有真正的国际代表性。这使得一些声音指责联合国安理会仅关注和解决常任理事国的战略利益和政治动机，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干预上：比如，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优先保护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但在1997年面对贫瘠的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时，却没有积极介入导致悲剧发生。[7]

安理会理事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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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被选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但批评者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相反，他们认​​为，常任理事国的范围应该扩大以至包括非核大国，这将使得安理会这个机构民主化。[8]还有一些国家建议完全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设置，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加拿大的前总理保罗·马丁的方案。[9]

否决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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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理会的另一个批评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主要指否决权）。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可以强行阻止任何安理会可能采取的行动。而其中一个国家的反对，通常不是大多数国家的意向，因此可能导致联合国对危机和冲突进行回应的效率会被削弱。例如，约翰·J·米尔斯海默曾说：“自1982年以来，美国已经否决了32项安全理事会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其投反对票的次数超过其他全部安理会成员投反对票数量的总和。”[10]在阿拉伯地区许多国家包括以色列进入联合国后，在阿拉伯国家的多次建议下，联合国安理会曾多次动议谴责以色列，但都被美国全部否决。批评者认为，以色列在联合国能受到美国的庇护，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巴勒斯坦却没有相应的地位。除了美国，俄罗斯也多次否决安理会关于制裁叙利亚的决议。另外在1983年，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前身，苏联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大韩航空007号班机空难对苏联进行谴责的决议。

黑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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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被批评经常进行黑箱操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互相私下会晤达成共识，再在安理会会议上投票通过。曾任联合国高级雇员的厄斯金·巴顿德斯就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内有三种势力，互相博弈以控制安理会。他认为这种现像简直就像世袭贵族一样，批判安理会的成员十分肮脏，让安理会成为了一个橡皮图章。[11]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乔冠华就当众批判美苏两国在安理会内达成关于阿以冲突的秘密协定以获取利益。[12]

民主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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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系统内的民主和制衡效力从一开始就遭受质疑。一些人士否认联合国存在民主，认为联合国只偏向某些国家的利益。 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英语：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召集人迪特·海因里希指出，强大的安理会系统本身并不具备完整的三权体系，但是《联合国宪章》却赋予了安理会极大的权力，这就使得联合国内的权力失衡却得不到制约。[13]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内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武器出口国中均位列前七。[14]

联合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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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曾任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的伊加·帕尔默（英语：Yigal Palmor）说，以色列是联合国内唯一一个没有参与任何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联合国成员国，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它被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阻止了。帕尔默声称，由于联合国的机制不成熟，以色列被系统地排除在许多国际及地区组织外，以色列甚至在联合国内也遭到刁难。按照地理划分，以色列本来应该属于亚洲的地理部分，但由于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在该地区（如伊朗、伊拉克等）的反对，它被强行排除在外。虽然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乐意承认它，但这仍十分有限。[15]

效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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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士质疑联合国特别是在21世纪所能发挥的效力。[16]尽管《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17]但有时因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阻挠，联合国无法达成前两个目标。[18]如果没有安理会内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联合国就无法对地区局势进行介入，而最多只能派驻观察员进行汇报及建议。而面对不同的情况，安理会各国也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不同的决定。[18]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为了让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和苏联的赫鲁晓夫双方能够缓和和谈判，从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为危机能够最终落幕的一个关键因素。[19]2005年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过去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只有三分之二是成功的，而这比美军直接介入处理的成功率还要低。[20]此外，在2005年的人类安全报告中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由于两极格局的消亡，尽管战争的数量逐渐下降，但是种族灭绝和其他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却愈演愈烈。而联合国及其下属的维和部队却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21]

联合国内的官僚主义也被指为造成联合国系统臃肿及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1994年，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助理的穆罕默德·萨赫农（英语：Mohamed Sahnoun）出版了《索马里：错失良机》一书[22]。他在书中分析了造成1992年联合国介入索马里局势（英语：Unified Task Force）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自1988年索马里开始爆发内战到1991年1月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的政权垮台这段期间，联合国错失了至少三次机会来阻止在当地发生的动荡和危机。在联合国试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由于这些援助完全由非政府组织主导，他们的能力之低和奉献精神之高形成鲜明对比。联合国的官僚作风（如联合国的特派专员没有直接和各方领袖联系，却跑到内罗毕组织会议召集他们前来开会）直接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穆罕默德·萨赫农警告，如果联合国在以后依然不进行调整和改革，那么联合国将继续无法就以后发生的冲突进行及时和有效的处理和调停。[23]

外交和政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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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阻止种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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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批评人士，甚至包括联合国的支持者都质疑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效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多行为并不和安理会的决议产生冲突，所以产生的影响不是很坏。在联合国的早期，比较知名的例子是在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和1971年孟加拉大屠杀（英语：1971 Bangladesh genocide）中巴基斯坦军队对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徒犯下的暴行。批评者认为，联合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决议完全无效。[24]最后唯有印度军队介入才平息事态[25]。另外一个例子是在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由拉特科·姆拉迪奇带领下的塞族共和国军队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执行对波斯尼亚人的屠杀。联合国宣布在当地建立安全区，并派驻400名维和人员在当地保护难民，但联合国的部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大屠杀的进行。在21世纪，最著名的是达尔富尔冲突。苏丹政府主导和纵容军队和民兵对土著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十万平民死于其中，但联合国对这一严重的反人类的侵犯人权行为却不能做出有效制止。在联合国大会第68届会议[26]上，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伊严厉批评联合国对叙利亚危机处理的无能。两年之后，叙利亚内战爆发。[27]

冷战处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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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尼克森批评联合国在处理冷战的相关问题上是“过时和不足胜任的”[28]。被隆纳·雷根总统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于1983年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在安理会进行讨论的过程更像是抢劫而不像是在进行辩论和解决问题。[29]

以阿冲突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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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安理会的讨论中，以巴冲突抑或以阿冲突经常是会议的主题，占据了大量的与会者的辩论时间、联合国的资源，并为此推出了无数的决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曾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度集中于对以色列侵犯人权的指控。[30]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亦承认联合国对以色列抱有偏见。其他一些政论家如戈尔德、艾伦·德肖维茨、马克·德雷福斯、罗伯特·S·威斯特里奇（英语：Robert S. Wistrich）、艾伦·凯斯（英语：Alan Keyes），以及反诽谤联盟都认为联合国对于以色列在和阿拉伯及巴勒斯坦地区发生的冲突中的行为过于关注[31][32][33][34][35][36]。威斯特里奇研究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身为人权委员会）通过的重要决议中的三分之一都是针对以色列的。相比之下，对于中国、俄罗斯、朝鲜、古巴、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甚至是津巴布韦的人权问题，理事会（委员会）甚至没有一个单独的决议来谴责他们。”[37]

1947年，联合国大会采纳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提议，通过关于以阿分治的决议[38]。这是联合国最早的关于以阿问题的决议。政治评论家阿兰·德肖维茨指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适用于逃离以色列控制地区的原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39]

200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多鲁·罗穆卢斯·科斯泰亚（英语：Doru Romulus Costea）表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以巴冲突的处理中是“失败”的。[40]

联合国推动了以色列和其他几个邻国的和平谈判，距离最近的一次是2002年的和平路线图。但在1975年通过的极具争议的联合国大会第3379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379），认定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31]。当时的以色列代表哈伊姆·赫尔佐格在决议通过后做了发言，在发言的最后，说完了“对于我们犹太民族，它无非是一张纸，我们也确实把它当作一张纸。”他随即把决议撕碎，随后退出会场。

台湾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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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1年以来，中华民国（台湾）被退出联合国后，这个大约拥有2300万人民的自治地区一直徘徊在外交盲点中，被联合国和其附属单位禁止，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而其地区之奥林匹克运动员以使用中华台北的旗帜及名义参加比赛。联合国承认并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规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联合国宣达团团长欧江安表示：“联合国一直倡导正义与人权，但它们却假装我们不存在。它令人感到羞辱，荒谬而幼稚。”[41]

其他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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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换食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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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基本方法的批评外，石油换粮食方案还受到广泛的腐败和滥用。在其存在的整个过程中，该项目一直受到指控，称其部分利润被非法挪用给伊拉克政府和联合国官员。[42][43]

联合国维和部队对儿童的性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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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目睹了联合国介入后，柬埔寨、莫桑比克、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卖淫活动迅速增加，后两者由北约维和部队进驻。在1996年联合国的研究《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中，莫桑比克前第一夫人格拉萨·马谢尔记录道：“在为本报告编写的关于武装冲突局势中对儿童的性剥削的12项国家研究中，有6项表明，维和部队的到来与儿童卖淫的迅速增加有关。”[44]

2011年，联合国发言人证实，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16名贝宁维和人员被禁止与他们一起服役。在参与的十六名士兵中，有十名是指挥官。他们未能维持一个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环境。早些时候，联合国部队在刚果、柬埔寨和海地发生了性行为不端的报道，早些时候，摩洛哥维和人员在科特迪瓦发生了一起事件。

2017年除夕微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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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除夕，“联合国”官方新浪微博发布两条微博，内容上将年夜饭和饥饿人群、礼花和战乱炮火放在一起作对比，呼吁关注饥饿、关注战乱。但此举引发中国大陆网民和媒体的不满与谴责[45][46][47]。其中一条涉事微博收到至少5.4万条评论，绝大多数为批评，其中一条指责联合国此举是想要用“西方文化”给中国民众洗脑[48]。

中国大陆媒体亦对此跟进[49]，有文章评论称“当代世界的战争与贫困，是哪些国家造成的，相信联合国自己也很清楚吧”、“真正在默默奉献的英雄，是不会稀罕在过节时故作高明的”[50][51][52][53]。

《环球时报》指，事件中关于联合国是否采取“双重标准”的声音非常强烈，即网友和媒体认为联合国不会在圣诞节、元旦节等节日发布类似微博，也不会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发表类似不当言论。《环球时报》还援引专家评论称“不让西方国家这样的战乱始作俑者去承担全球责任，却单只让中国承担全球责任，显然没有这个道理。”[45]但也有观点指，联合国的推特账号在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时发送过类似信息，一条关于叙利亚，另一条关于全球贫困问题。[54]

《凤凰卫视》评论员宋忠平认为，涉事微博并不代表联合国；事件体现的实际是相关编辑人员的“格局”太小。[55]

事件发酵后，涉事微博被删除[45][56]。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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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外交官詹姆斯·沃瑟斯特罗姆对联合国驻科索沃官员的腐败表示担忧。他被联合国警察解雇并拘留。他对联合国和潘基文秘书长提起诉讼，[57]在他的法庭上，联合国被指示就不当解雇向他赔偿65000美元。[58]

海地霍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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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尼泊尔的联合国援助人员被确定为霍乱爆发的源头，霍乱导致1万多海地人死亡，数十万人患病。[59][60]然而，联合国声称享有外交豁免权，并拒绝提供赔偿。疫情再次爆发六年后，当时已有9000多名海地人死亡，时任秘书长潘基文最终承认联合国在疫情中的罪责，并表示“深感抱歉”。[61]秘书长承诺花费4亿美元援助受害者，改善国家摇摇欲坠的卫生和供水系统。截至2020年1月，即疫情爆发近十年后，联合国仅完成了这一数字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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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Sengupta, Somini. U.N. Apologizes for Role in Haiti’s 2010 Cholera Outbreak. The New York Times. 2016-12-01 [2023-07-13]. ISSN 0362-43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2-02） （美国英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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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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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penter, Ted Gallen, ed. Delusions of Grandeu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lobal Intervention.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7. ISBN 1-88257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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