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白皮书

《中美关系白皮书》（英语：The China White Paper），正式名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注重1944年至1949年间》（英语：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又称《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由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导发表对国共内战及中国问题立场的政治文件。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为辩护其对华静观政策。白皮书严词批评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失败，是中华民国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中国国民党负起全责，是为“袖手旁观”政策。白皮书被认为是国共内战中，杜鲁门政府为自己对华政策失败开脱。该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当局，严重打击中华民国国军的战斗士气。不久，中华民国政府迁台。隔年(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月5日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然而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惊觉错误，立即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并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决定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之后美国更在1954年和定都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作为新的对华政策。

时代背景

1943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中正外交特使，于该年二月访问美国。她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十一天，并于2月18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3月1日，宋美龄本人首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这也是她第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宋美龄成功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

但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史迪威长期不合，自1943年起曾两次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因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美国的反对而未成。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亲自了解情况。华莱士到华后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但同意史迪威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8月中，罗斯福再三向蒋介石提出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予史迪威指挥，为此特意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罗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蒋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后，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介石，并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快慰之感。蒋介石回复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不惜脱离盟国独自抗日。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美国委任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工作。在任内魏德迈协助国民政府抗日，尤其在对国民革命军在训练、后勤及装备的提升有显著贡献。日本投降后的受降、接收等问题亦由魏德迈协调。1946年3月魏德迈返回美国，临行前获赠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中国发生全面的国共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故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中国战局，马歇尔当时计划由魏德迈接替赫尔利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因消息走漏，中共大力反对，马歇尔因而改请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

马歇尔对蒋成见已深，希望成立联合政府降低蒋的影响力。由于“国民党人仍握有绝大部分权力，无意让出一丁点；而共产党人则寄望藉苏联之助，夺取整个政权”，他虽无力调停国共内战，但以军援要胁，处处牵制国军。最明显的一次，是逼迫蒋介石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 (1946年)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共却无法控制，他的行为使中共站稳脚步并使国军士气低落。最后马歇尔调停失败，但是受到杜鲁门的宠信，仿佛立了大功，回美后昇任国务卿。

1947年中国时局转变，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又询问魏德迈使华的意愿，魏德迈拒绝但同意率团来华考察，魏德迈报告内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魏德迈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马歇尔反对，并且对国民政府实行了武器禁运。魏德迈意见不被马歇尔采纳，更以魏德迈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对中国不敬为理由，将撰写之报告列为机密被束之高阁。马歇尔更以蒋将失败、援蒋有损美国威信为由，断绝对中国政府之援助，最后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之溃败。

1948年美国大选，因为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此事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仍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操控政局。阎锡山出任国防部长兼行政院长在广州发号施令。蒋介石先后访问菲律宾及韩国，商议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中国内部战事方面，1949年4月，中共突破长江防线，攻陷国府首都南京，中共在全国战事明显占了上风，中华民国大势已去。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随他国公使南下广州，而是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随后被召回美国。1949年6月，美国媒体还刊出了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共的新闻。

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告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发表

主导《中美关系白皮书》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美国早在1948年11月即打算公布一份指控国民党“误国”的报告，由于大选缘故，国务院拖至1949年5月，才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编纂“白皮书”，这个小组工作人员共有八十余人，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好友，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法教授翟士普(Philip C. Jessup)领导。194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杜鲁门报告，《白皮书》要延后一周发表，同时军方对《白皮书》部分内容可能有保留，杜鲁门说应依现有计划日程推动发表。

国府对此事曾透过外交途径设法劝阻。1949年7月25日，艾奇逊报告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国防部长詹森对《白皮书》所提出之疑点之性质及出版政策等问题，并告诉杜鲁门，他将在杜鲁门作最后决定前，提报军方立场之文件；杜鲁门相信发表《白皮书》是必要和适切的，要把发表时机与司徒雷登大使取得离开南京之许可合并考虑。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曾召见美国驻华公使蓝钦，请他报告国务院勿在此关头发表这样的文件，以免影响民心士气，同时外交部亦训令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做同样的表示。“飞虎将军”陈纳德也劝翟士普教授不要在此时影响中国民心，但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坚持下，《白皮书》仍在1949年8月5日发表了。

内容与影响

《中美关系白皮书》包括正文八章及附件八章，外加〈中美关系年表〉及〈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总共1054页，约一百多万字。介绍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中美关系。由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说起，说到1949年五月李宗仁致杜鲁门书为止，历述105年的中美关系

在八章中，讲述前一百年的只占两章，其余六章都是叙述最近五年的事。其中收集了大量美国政府发表或未发表的对华关系有关文件，历任总统相关演讲，与国府往来的电报，几乎所有和中国有关之协议、国共两党的相关声明函件以及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定期给国务院写的报告。

白皮书附录颇多，其中较重要的包括美驻华大使代办乔治·艾哲逊给国务院的备忘录，建议罗斯福明告蒋介石，美国鉴于军事需要，不得不与中共合作；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些馆员给国务院的越级报告备忘录；1944年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和蒋介石的谈话纪录，内容为劝国府与中共合作；1947年魏德迈赴华考察的报告书，内容批评国府腐败，建议援助国府五年，且促使国府内站改革，同时将东北交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托管，以免落入苏联手中。

白皮书中收录《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可视为整部白皮书的的编纂原由与主要结论，也就是全书的核心。艾奇逊在其中说：“在合理范围以内，美国所做任何事，都没有改变中国局势的可能；美国若做其所未做的事，对局势也不会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造成的结果，结局是中国内部所决定的，是一方怠忽职责所形成的。”

白皮书主旨除了大力批评蒋介石集团治国的腐败与无能，强调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责任外，也对中共进行了批评。《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退出国共内战，不再援助国府，对国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

中国方面反应

蒋介石提前得知白皮书内容

白皮书发表之时，宋美龄已在美国争取对国府的援助。1949年7月下旬，蒋介石召见助手黄仁霖，表示宋美龄来信，要他立即前往纽约。黄仁霖赶到纽约，宋美龄告诉他美国政府正起草白皮书的事，并委托他设法取得白皮书的誊本，或借助关系拖延、搁置白皮书的发表。第二天，黄赶到华盛顿拜访一些熟识的美国官员并说明来意，官员很直率的承认白皮书的事，且表示无法拖延或搁置发表，他同时将一份白皮书样本交给黄仁霖，宋美龄立即命黄仁霖返台并把样本呈送蒋介石。途中经过香港转机，黄在旅馆停留之时，机场的行李遭人打开搜查，幸好黄把白皮书样本随身携带，才免于被搜走。8月2日，黄仁霖赶回台北，将白皮书样本交给蒋介石。故蒋在发表前三日就提前知道白皮书的内容。

其时，蒋介石在浙江定海游历。蒋经国在1949年8月5日日记中写道，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事对国府反共抗俄民心影响极大，但蒋介石闻讯，却泰然处之，在庵门观月听涛，谈笑自若，对美国发表白皮书之事无动于衷，得力于“寓理帅气”之休养功夫。其实是因为蒋介石已在8月2日看过白皮书内容，故已有心理准备。

蒋介石与中华民国政府反应

白皮书发表后一日(8月6日)，蒋介石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承晚会面，商议组成远东反共联盟。8月6日蒋经国日记说，上午，蒋经国以白皮书内容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投共之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觉惊异，反镇定非常。

蒋介石在8月6日的日记上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然而同时，蒋介石也对幕僚表示了自己的气愤，他对幕僚说：“美国常说中国重要，在援华时却又小气的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的这么惨，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太不道德！”在8月10日的日记，蒋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蒋介石的幕僚王世杰建议蒋对白皮书应以官方文件反击。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台北草山(今阳明山)，召集幕僚王世杰，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外交部长叶公超等开会，商议如何回复白皮书。叶公超首先拿出一份以外交部名义草拟，且经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修订过的文稿，蒋看后觉得内容空泛，王世杰随后拿出另一份自己草拟的文稿给蒋，蒋认为这份文稿比前一份好。

八月十五日，蒋再次召集重要幕僚开会，他表示，美国的白皮书有瑕疵，以后有机会要发表一篇详尽的全面声明驳斥，现在先发一则短暂的声明稿。当天文字修正不多，声明稿由叶公超、洪兰友带回广州后经党中央非常委员会通过，八月十六日，共330字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对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声明》发表，措词简短乏力，未做出率直的抨击，只表示“中国政府无意对此争议加以分析，以致有损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以及民主集团共同目标。”声明中还说，中华民国政府将在适当时机对白皮书各种复杂问题详加说明。

八月七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发表了一份英文声明，措词谨慎，只表示中国政府日后将发表一些补充资料，使全貌表露完全。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反应

相对于国府不痛不痒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对白皮书的反应颇为强烈，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大骂杜鲁门政府、艾奇逊和白皮书，毛泽东表示“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毛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对人民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听话的。”

胡适指责美国发表《白皮书》

胡适在为司徒雷登的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写序时，指责美国“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停止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自己是个大国和无人可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美国方面反应

美国国会“中国游说团”的抨击

当时国民党在美国国会中有不小的势力，和几位议员过从甚密，国会甚至存在大力支持国府的“中国游说团”，对《白皮书》和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提出强力抨击。“中国游说团”是政治人物、商人、利益团体、保守派新闻媒体人士、退役军事将领及其他强烈支持蒋介石立场者的“非正式大集合”。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布里基斯和民主党右派参议员麦卡兰联合署名发表一件备忘录，一致认为《白皮书》是“一千零五十四页的掩饰失策”。

后续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向大韩民国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始发现其错误并体认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决定将台湾列入西太平洋反共防御圈范围，在6月27日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以防中共进攻台湾，也不支持中华民国反攻大陆。 另外在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凭借反对杜鲁门运动与标语“韩国！共产主义！贪污！”（Korea! Communism! Corruption!）赢得人心，而在1953年出任总统，结束民主党长达20年执政。杜鲁门原有资格竞选连任，在支持率低落下黯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