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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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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經濟學是指無政府主義政治哲學在經濟活動方面的理論與實踐。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是反權威的反資本主義者，而無政府主義本身通常被認為是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無國家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1][2][3]。無政府主義者通常支持從佔有和使用的角度定義的、互助性質（英語：Mutualism (economic theory)）用益物權的私人財產[4][5]，反對資本聚集（英語：capital concentration）、利息、壟斷、生產資料（資本、土地和勞動資料）等生產性財產私有制、利潤、租賃、高利貸和工資奴役（英語：wage slavery）這些常被視為資本主義固有特徵的概念[6][7]。

無政府主義常被視為一種激進的左派或極左派運動[8][9]，其許多經濟學以及法律哲學反映了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政治的反權威、反國家和自由意志主義的解釋，如無政府共產主義、集體無政府主義、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個人無政府主義、互助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以及其他自由意志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10]。但大多數無政府主義理論家不認為無政府資本主義屬於無政府主義，這是因為無政府主義在歷史上是一反資本主義運動，被視為與資本主義不相容[2][11][12][13][14][15][16][17]。同樣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不同，自由市場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仍保留了勞動價值理論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13]。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且促進了他們認為具有壓迫性的各種經濟活動形式，比如不從使用和佔有方面定義的私有財產、等級制度的生產關係、收租、在交換中獲取利潤以及收取貸款的利息[1][3][18]。無政府主義者認為統治階級，如資本家、地主，以及所有其他形式非自願的、強制性的等級制度，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階層，是社會的主要統治者。而通過工人自治、民主教育以及合作住房（英語：cooperative housing）能夠最終消滅統治階級。與右派自由意志主義不同，無政府主義者支持佔有權主義而非財產權主義（英語：propertarianism）[19][20][21]。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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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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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無政府主義史

英國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威廉·戈德溫對經濟學的看法可以被概括為以下幾點：「他設想了在各種手工業中實現專業化的可能性，這會使一個人從事他最擅長的工作，並將他的剩餘產品分配給可能需要它們的人，並從他的鄰居生產的剩餘產品中獲得他自己需要的其他東西，但這些總建立在自由分配而不是交換的基礎上。顯然，儘管戈德溫對機械的未來進行了推測，但他的理想社會仍建立在手工業和種植業的經濟基礎上的」[22]。

而對於有一定影響力的德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哲學家麥克斯·施蒂納來說，「私有財產是一種『在法律恩惠下存在』的幽靈，而它『在法律的效力下才轉變成『我的財產』』。換言之，私有財產純粹是依靠『國家的保護和恩惠』才能存在。施蒂納同時意識到了，對於一個國家的『善良公民』來說，無論保護他們私有財產的是專制君主還是立憲君主，抑或是共和國，只要他們得到財產和律法上的保護，就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區別。而他們的原則也是『愛』有利息的佔有[……]的勞動資本、不包含自己勞動卻包含他人和資本勞動的勞動，而不是『愛』勞動這一原則」[23]。

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

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曾參與里昂互助派的活動，後來使用這個組織的名字來描述他自己的觀點[24]。而在《什麼是互助論？》中，克拉倫斯·李·斯沃茨（英語：Clarence Lee Swartz）認為，「互助論一詞最早應當是被英國作家約翰·格雷在1832年使用」[25]。普魯東反對保護資本家、銀行和土地利益的政府特權，也反對財產的積累或獲得，以及導致財產積累的任何形式的脅迫，他認為這些阻礙了競爭，使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普魯東贊成個人有權保留自己的勞動成果作為自己的財產，但認為任何超出個人生產和能夠擁有的財產都是非法的。因此，他認為私有財產既是自由的必要條件，也是通往暴政的道路，對前者來說是勞動的結果，是勞動的需要，對後者來說則是剝削的結果（利潤、利息、租金和稅收）。他一般稱前者為「佔有」，後者為「財產」。對於大工業和大企業，他支持用工人協會取代僱傭制；他還反對土地所有權。

約書亞·華倫

約書亞·華倫被廣泛認為是美國（英語：Anarchism in the United States）的第一個無政府主義者[26]，他在1833年編輯的四頁周報《和平革命者》是第一份出版的無政府主義期刊[27]。華倫還發明了「成本價格限制（英語：Cost the limit of price）」一詞，這裏的「成本」不是指支付的貨幣面值，而是指人們為生產一件物品所付出的勞動[28]。由此，「他提出了一種新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說明某個人做了多少個小時的工作的證書將作為貨幣。人們可以在當地的時間商店用這種貨幣換取相同工作時間的商品」[26]。

為檢驗其理論，華倫建立了一個名為辛辛那提時間商店（英語：Cincinnati Time Store）的實驗性、「以工換工」的商店。該所商店前後存在了接近三年，後來被華倫自行關停以支持他的其他幾個實驗性互助主義項目。華倫曾稱史提芬·皮爾·安德魯斯在1852年出版的《社會的科學》一書清晰完整地闡述了他的理論[29]。

而在歐洲，早期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約瑟夫·迪亞契稱自己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他也是第一位如此自稱的人[30]。他提出與普魯東不同的看法：「工人無權於他或她勞動所得的產物，但有權滿足他或她的需求，無論其性質為何」[31][32][33]。回到紐約後，他得以創辦《自由報》並在其上連載他的書籍。該報從1858年6月9日至1861年2月4日共出版了27期，也是在美國出版的第一份無政府共產主義期刊。

有組織的、大眾社會無政府主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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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

19世紀，支持國家社會主義的卡爾·馬克思成為了第一國際及其總委員會的領導人物。而普魯東及互助主義者支持政治棄權主義（英語：abstentionism）並保留少數個人財產[34][35]。1872年，第一國際的反權威主義派在聖伊米耶大會（英語：St. Imier Congress）上宣佈，「無產階級的願望僅僅是建立一個絕對自由的、所有人勞動且平等、絕對獨立於所有的政治政府之外的經濟組織和聯邦」。在這一組織和聯邦中，每一個工人都「享受其勞動的總產品的權利，從而能有在集體環境中充分發展其智力、物質和道德力量的手段」，而這種變革性的轉變只能是「無產階級本身、其行業機構和自治公社自發行動的結果」[36]。

集體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同時按照勞動種類和勞動量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給予報酬[37]。1868年，俄國革命家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和他的集體無政府主義者同夥在和平與自由同盟（英語：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失敗後加入了第一國際[38]。他們與第一國際中主張以革命方式推翻國家並使財產集體化的聯邦社會主義派相互支持[39]。第一國際的會員何西普·魯納斯-普哈爾斯（英語：Josep Llunas i Pujals）在其文章《集體主義》中曾介紹道西班牙地區工人聯合會（英語：Federation of Workers of the Spanish Region）在1882年也秉持了類似集體無政府主義的立場[36]。

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

無政府共產主義是一套連貫的現代經濟政治哲學，最早的支持者包括第一國際意大利分部的卡洛·卡菲羅、埃米利奧·科維利（英語：Emilio Covelli）、埃里科·馬拉泰斯塔、安德烈·科斯塔及一些前馬志尼共和派[40]。出於對巴枯寧的尊重，他們直到巴枯寧去世後才明確表示他們與集體無政府主義存在分歧。集體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應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集體化，同時保留與每個人的勞動量和勞動種類相稱的報酬，而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則進一步要求將勞動產物同樣集體化（英語：collective ownership）[41]。雖然這兩個團體都反對資本主義，但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不再認同普魯東和巴枯寧認為個人有權獲得其個人勞動的產品這一點。埃里科·馬拉泰斯塔認為：「與其冒着混淆的風險區分你和我各自所做的事情，不如讓我們都工作，把一切生產所得放在一起。這樣，每個人都能竭盡所能地勞動直到物質極大充裕，每個人都能儘可能地取其所需直到某一物質不再極大富裕」[42]。

到19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歐洲無政府主義運動都採取了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立場，主張廢除僱傭勞動並按需分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集體主義」的標籤後來更多地與馬克思主義中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聯繫在一起，他們主張在向全面共產主義過渡期間保留某種工資制度。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在他的文章《集產主義的工錢制度》和書籍《麵包與自由》中對國家社會主義者進行了抨擊。卡菲羅在他1880年的著作《安那其與共產主義》中進一步解釋道，勞動產品的私有化將導致資本的不平等積累（英語：accumulation of capital），從而導致社會階級及其對立的重新出現；進而導致國家的復活：「如果我們容許私人佔有勞動產品，我們就將被迫保留貨幣，使財富或多或少地按照個人的功績而非個人的需要積累」[31]。

無政府主義經濟實踐：西班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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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革命加泰羅尼亞和1936年西班牙革命

在無政府主義發展迅速的西班牙（英語：anarchist movement in Spain），無政府共產主義和集體無政府主義之間的爭論再度爆發：「兩種意識形態，一種植根於鄉村，另一種植根於工廠，使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中的自由意志共產主義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分裂：其一是更加地方、富有農村精神、更南方並植根於安達盧西亞的公社主義，其二是更城市、富有統一精神、更北方且植根於加泰羅尼亞的工團主義」[43]。

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分歧。一派理論家對克魯泡特金和他淵博但易懂的中世紀理想公社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他們認為這繼承了西班牙原始農民社區的傳統。公社主義派最喜歡的口號是「自由公社」。而另一派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傾向於追隨西班牙集體主義、工團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創始人巴枯寧和他的弟子列卡度·梅拉（英語：Ricardo Mella）[43]，他們擔憂克魯泡特金的公社無法完成經濟統一化，因此認為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按勞分配而非按需分配的過渡期。工團主義派設想中未來的經濟結構由地方工會組織和工業部門聯合會組成[43]。

1932年，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理論家艾薩克·普恩特（英語：Isaac Puente）發表了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綱要，其中的觀點在1936年5月被全國勞工聯盟在薩拉戈薩大會上所接納[43]。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經濟學家迪亞高·阿瓦德·德·桑蒂連同時發表了一篇經濟學論文《革命的經濟組織》[43]，他在論文中反對克魯泡特金的「自由公社」：

「最理想的公社是與國家和其他處於革命狀態的國家的總體經濟相聯繫、相聯合、相融合的公社」。用九頭鳥式的所有者取代單一的所有者不是集體主義更非自我管理。土地、工廠、礦山、運輸工具都是所有人工作的產物，也因此必須為所有人服務。現在的經濟不是地方性的，甚至也不是全國性的，而是世界性的。現代生活的特點包含一切生產和分配力的凝集。「有指導、有計劃的社會化經濟是當務之急，也符合現代經濟在世界發展中的趨勢」[43]。

桑蒂連在西班牙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隨後曾任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加泰羅尼亞經濟委員會的成員和加泰羅尼亞政府的經濟部長[43]。無政府主義史學家佐治·活科克（英語：George Woodcock）後來報告稱：

幾個月來，無政府主義者控制的民兵部隊成了這些地區常見的武裝力量。工廠大部分被工人接管並由全國勞工聯盟的委員會管理；而村莊裏的土地要麼被分給了每一個人，要麼乾脆集體化，其中許多村莊還試圖建立克魯泡特金所倡導的那種自由意志主義公社。由上可以看出，集體化的開端在村莊和工廠差別不大。村莊裏的原地主已經逃亡，原本的村鎮民兵被殺或被趕走，村莊聯合體逐步轉變成了一個人民大會，每個村民都可以直接參與社區事務。人們還選出了一個行政委員會，但它在民眾的持續監督下運作，且每周至少召開一次全體大會，以加速實現自由共產主義。在工廠里也發生了類似的行為，工人委員會對工人大會負責，技術人員（在少數情況下是前業主或經理）根據工人的意見規劃生產[22]。

理論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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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古典無政府主義是指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與思想流派，而後古典無政府主義是指20世紀中葉及之後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與思想流派。

古典理論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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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古典無政府主義

互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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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互助論 (經濟學理論)

互助論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英語：anarchist school of thought），其理論基礎可以追溯至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他在其著作中設想了一種新的社會。在這種新社會裏，每個人以個人或集體的形式擁有一種生產資料，自由市場上的貿易以勞動為計量單位[44]。普魯東還設想了一種互助信貸銀行，這種銀行以最低的利率向生產者提供貸款，利率僅夠支付額外的管理成本[45]。互助論以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認為當勞動或其產品被出售時，它應該能交換到體現「生產非常相似且有同等效用的物品所需的勞動量」的商品或服務[46]。

一些互助論者認為，如果國家不因市場競爭的加劇進行干預，個人所得會與他們的勞動量相匹配[47]。互助論者反對個人通過貸款、投資和出租等方式獲得收入，他們認為這些人並不是通過勞動獲得收入。他們中的一些人還認為，如果國家停止干預市場，這些類型的收入將由於資本競爭的加劇而消失[48] 。

雖然普魯東也反對這些收入，但他亦表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通過國家法令壓制或是禁止土地及資本產生的利息。我認為，包括這些在內所有人類的活動都應該保持自由，並為所有人所選擇」[49]。就工人對其勞動收入的權利而言，互助論者支持市場和勞動產物的私有制。然而，他們也主張有條件的土地所有權，即只有當土地在被使用或被佔用（普魯東稱之為「佔有」）時，其才可以被私人擁有[50]。

普魯東的互助論支持工人合作社[51]，因為「我們不必猶豫，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有必要在工人中成立一個協會[……]，如果沒有這個協會，他們就會一直保持上下級的階級關係，就會出現兩個[……]種姓的人，這些不利於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因此「工人有必要組成為所有成員提供平等便利條件的、民主的社會，否則他們就將重新回到封建制」[52]。而對於資本財（人造的、非土地性質的「生產資料」），互助論者的觀點隨這些物質公共性質的不同而變化。

互助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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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所著的《什麼是所有權？》影響了互助論和無政府主義的發展

互助論一詞曾在歷史上被多次使用。夏爾·傅立葉在1822年使用過法語詞「mutualisme」[53]，但傅立葉並未用這個詞指代一種經濟體系。1826年，美國歐文主義者在《新和諧報》中使用了「mutualist」一詞[54]。1830年代，法國里昂的勞工組織自稱為「Mutuellist」。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也參與了他們的活動，並在後來用這個詞指代他自己的理論[24]。

在《什麼是互助論》一書中，克拉倫斯·李·斯沃茨（英語：Clarence Lee Swartz）認為，「互助論一詞最早應當是被英國作家約翰·格雷在1832年使用」[25]。約翰·格雷的《人類幸福講座》於1826年在美國首次出版時，出版商在書的最後附上了互利友好協會的序言和章程。

1846年，普魯東在作品中提到了「互助性」一詞，並在1848年的《革命者綱領》中使用了「mutuellisme」一詞。1850年，威廉·葛林使用了「mutualism」一詞指代與普魯東主張類似的互助信貸系統。同樣在1850年，美國報紙《時代精神》刊登了約書亞·金·英格爾斯（英語：Joshua K. Ingalls）[55]和阿爾伯特·布里斯班（英語：Albert Brisbane）[56]二人關於建立「互助鎮」的提案，以及普魯東[57]、葛林、皮埃爾·勒魯（英語：Pierre Leroux）等人的一批文章。

美國無政府主義史學家尤妮斯·米內特·舒斯特稱：「顯然……至少早在1848年，美國就出現了普魯東式的無政府主義，而且其擁護者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想與約書亞·華倫和史提芬·皮爾·安德魯斯的個人無政府主義之間的關係……威廉·葛林以最純粹、最系統的形式將普魯東的互助主義展現在了大家面前」[58]。後來，班哲文·塔克在他所管理的《自由》上發文嘗試將麥克斯·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與華倫和普魯東的經濟學相融合。互助論還與兩種幣制改革有關：工分制最早在歐文主義者圈子中傳播，並在新哈莫尼的成員與約書亞·華倫合作後才得到了第一次實踐檢驗；互助銀行則致力於將所有形式的財富貨幣化並擴大自由信貸，其最常被認為與葛林有關，但葛林實際上是從普魯東等人那獲得了靈感。

互助論者認為，應由人民通過建立自由信貸系統產生自由銀行制度（英語：free banking）。他們認為現在的銀行就如資本家壟斷土地一般壟斷了貨幣。《互助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英語：Studies in Mutualist Political Economy）》的作者、當代互助論者奇雲·卡森（英語：Kevin Carson）[59]認為，資本主義[3]建立在「與封建制度一樣大規模的搶劫行為」，並認為資本主義不可能在沒有國家的情況下存在[60]，他還認為：「正是國家的干預使得資本主義逐漸脫離了自由市場」。羅拔·格拉漢姆則注意到，「普魯東的市場社會主義與他的產業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的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61]。K·史蒂文·文森特在他的分析中指出：「普魯東一直主張將經濟的控制和指導權還給工人」、「強大的工人協會[……]將使工人能夠通過選舉共同決定企業每天如何運作」[62]。

集體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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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集體無政府主義

集體無政府主義是一種革命社會主義[63]學說，其主張廢除國家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實現生產者自己對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英語：Collective ownership）、控制和管理。關於生產資料如何集體化這一問題，集體無政府主義者最初設想是工人會集體反抗並強行將生產資料集體化[63]。之後，工人的薪水會由民主組織根據他們勞動的時間來決定。這些工資將被用來在社區市場上購買商品[64]。

這與無政府共產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在無政府共產主義設想的理想社會中，工資將被廢除，人們通過「按需分配」的商品倉庫解決需求問題。與其名字不同，集體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結合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學說[65]。集體無政府主義也最常用於描述與巴枯寧、第一國際反權威派和早期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有關的理論和思想。

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以及與其他古典流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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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寧與他第一國際中的追隨者在巴塞爾的合照

集體無政府主義者最初使用「集體主義」一詞以示自身與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的互助論及卡爾·馬克思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差異。米哈伊爾·巴枯寧在《聯邦主義、社會主義和反神主義》寫道：「我們只承認自由是任何經濟的和政治的組織的唯一基礎，唯一合法的創造性的原則，為了自由，我們將永遠對一切哪怕是有一點類似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東西提出抗議」[66]。

巴枯寧和馬克思之間的爭論也標誌着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摩擦逐步增大。巴枯寧反對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他認為並非所有革命都需要暴力。他還強烈反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在後來被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內的先鋒派社會主義者用來為一個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自上而下的一黨統治辯護[67]。巴枯寧堅持認為，革命必須由人民直接領導，而任何「開明的精英」只能通過在「不可見、……不強加給任何人、……不具有任何官方權利和意義」的層面上施加影響[68]。巴枯寧還認為國家應該立即被廢除，因為所有形式的國家最終都會導致壓迫[67]。巴枯寧有時被稱為第一個論述「新階級」的理論家，「新階級」在這裏是指由知識分子和官僚組成的階級以人民或無產階級的名義管理國家，但實際上卻只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巴枯寧認為：「國家一直是一些特權階級的繼承品：之前曾有過牧師階級的國家、貴族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最後，當所有其他階級都耗盡了自己的力量時，國家就成了官僚階級的繼承品，最終國家會淪落（或者如果你不滿意「淪落」這個詞的話，也可以換成「擢升」）到與機器同地位」[69]。巴枯寧與馬克思在對於無產階級的看法上也有不同。「雙方都同意無產階級將在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對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是唯一的、主要的革命者，而巴枯寧則認為，農民甚至流氓無產階級（失業者、一般的罪犯等）都有可能取代無產階級的地位」[70]。尼古拉斯·索伯恩寫道：「巴枯寧認為工人融入資本是對更主要的革命力量的破壞。對巴枯寧來說，革命的典範應當在農民中找（這種環境被認為長期具有叛亂傳統，以及其目前的社會形式——農民公社，包含着共產主義的原型），應當在受過教育的失業青年、各階層的各種邊緣人、土匪、強盜、貧窮的群眾以及那些逃離、被排除在外以及還未體驗工作紀律的社會邊緣人中找……總之，在馬克思試圖納入流氓無產階級範疇的人中找」[71]。

集體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區別在於，集體無政府主義強調生產性、生活性和分配性財產的集體所有，而無政府共產主義則直接否定所有權的概念，主張使用或佔有本不屬於任何人的生產材料[19][20]。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認為，用於生存、生產和分配的財產應是全社會的共同財產，而個人財產應是私人財產[21]。集體無政府主義者也同意這一點，但他們在報酬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一些集體無政府主義者，如米哈伊爾·巴枯寧，主張按勞分配，而包括彼得·克魯泡特金在內的一些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認為這種分配系統會再度創造出貨幣，也因此會導致國家的復生[72]。

無政府主義常見問答（英語：An Anarchist FAQ）在以下方面對比了集體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共產主義：

集體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革命後的「貨幣」上。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認為有必要廢除貨幣，而集體無政府主義者則認為關鍵在於結束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如克魯泡特金所注意到的一般，「[集體無政府主義]是一切生產必需品都由勞動集團和自由公社共同擁有、勞動的報償方式通過每個自治團體獨立解決的狀態」[73]。因此，雖然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都通過生產者協會來組織共同生產，但它們在如何分配生產出的商品這一點上有分期。共產主義主張所有人自由消費，而集體主義更可能採用按勞分配。不過，大多數無政府集體主義者也認同，隨着時間的推移、生產力的提高和社區意識的增強，金錢將會消失[74]。

無政府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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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無政府共產主義

無政府共產主義，或稱共產無政府主義、自由共產主義、自由意志共產主義[75]，是一種支持廢除國家、市場、貨幣、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但尊重個人財產）[76]，擁護生產資料公有制[77][78]、由工人委員會和自發機構所構成的橫向網絡所統領下依照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進行直接民主[79][80]的政治哲學及政治理論。一些形式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比如暴動無政府主義，受利己主義和激進個人主義影響頗深，並認為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實現個人自由的最好社會組織形式[81][82][83]。大多數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視無政府共產主義為一種調和個人與社會之間矛盾的方式[84][85][86][87]。

廢除僱傭勞動是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的核心訴求。隨着財富的分配以自決的需求為基礎，人們可以自由地從事他們認為最充實的活動，不必再從事無法體現他們氣質和才能的工作[88]。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認為，沒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衡量一個人對經濟貢獻的價值，因為所有的財富都是所有人及過去所有人共同勞作的結果[89]。

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認為，強制性的國家機器執行財產權保障了基於僱傭勞動和私有財產的經濟體系，並維持了因工資或財產狀況差異而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的經濟關係。他們進一步認為，市場和貨幣體系將勞動分為不同的等級，並為個人的工作分配任意的、數字上的價值，並以此調節生產、消費和分配。他們認為，貨幣通過限制價格和工資的攝入，限制了個人消費勞動商品的能力。

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認為貨幣本質上是定量物而非定性物。而他們認為，生產應該是一個性質問題：每個人的消費和分配應該由每個人自己決定，而不是由其他人對勞動、商品和服務隨意地指定價格。為了取代市場，大多數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支持無貨幣的禮物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工人生產的商品將在社區商店中被自由分配，每個人都有權獲取任何他們想要或需要的東西作為他們生產商品的報酬。

禮物經濟不一定涉及如工資一般的「即刻回報」，而是由個人決定與他們的勞動產品具有同等價值的任何東西作為回報（即通常所說的以物易物）。對生產和分配的限制由相關群體中的個人決定，而不是由資本主義的財產持有者、公司、投資者、銀行或其他人為的市場壓力決定。最重要的是，「地主」和「租戶」般的抽象關係將不再存在，因為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認為這種所有權是在有條件的法律脅迫下發生的，並不是因佔據某一物品而自然產生的機制。

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演變及其在20世紀的革命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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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克魯泡特金所著的《麵包與自由》是無政府共產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經典著作

無政府共產主義發展自法國大革命後的激進社會主義潮流[31][90]，但直到第一國際在意大利的分部成立後才成型[40]。約瑟夫·迪亞契是早期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也是第一位稱自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人[30]。他提出與普魯東不同的看法：「工人無權於他或她勞動所得的產物，但有權滿足他或她的需求，無論其性質為何」[31][32]。

無政府共產主義是一套連貫的現代經濟政治哲學，最早的支持者包括第一國際意大利分部的卡洛·卡菲羅、埃米利奧·科維利（英語：Emilio Covelli）、埃里科·馬拉泰斯塔、安德烈·科斯塔及一些前馬志尼共和派[40]。出於對巴枯寧的尊重，他們直到巴枯寧去世後才明確表示他們與集體無政府主義存在分歧[41]。集體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應將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集體化，同時保留與每個人的勞動量和勞動種類相稱的報酬，而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則進一步要求將勞動產物同樣集體化。

雖然這兩個團體都反對資本主義，但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不再認同普魯東和巴枯寧認為個人有權獲得其個人勞動的產品這一點。埃里科·馬拉泰斯塔認為：「與其冒着混淆的風險區分你和我各自所做的事情，不如讓我們都工作，把一切生產所得放在一起。這樣，每個人都能竭盡所能地勞動直到物質極大充裕，每個人都能儘可能地取其所需直到某一物質不再極大富裕」[42]。彼得·克魯泡特金後來的理論著作在關於無政府共產主義如何建立組織以及通過叛亂反對其他組織等方面也十分重要[91]。

1917年俄國革命中，包括尼斯高·伊凡諾維奇·馬赫諾在內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曾一度建立起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馬赫諾運動及保衛該地區的軍隊烏克蘭革命起義軍，但隨後在1921年被布爾什維克擊垮。作為烏克蘭革命起義軍的指揮官，馬赫諾隨後領導了一場同時反對紅軍和白軍的游擊戰。他領導的革命自治運動致力於建設一個抵制國家權力的無政府主義社會——無論是這一權力來源於資本主義還是布爾什維克[92][93]。

墨西哥革命中，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列卡度·弗洛雷斯·馬貢領導新成立的墨西哥自由黨（英語：Mexican Liberal Party）於1910年代初發動了一系列軍事攻勢，最終佔領了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些城鎮[94]。克魯泡特金所著的《麵包與自由》被馬貢視為無政府主義的《聖經》，也是隨後1911年的馬貢起義中短暫存在的革命公社的理論基礎[94]。

迄今為止，知名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的例子包括西班牙革命期間的無政府主義地區[95]和俄國革命期間的馬赫諾運動。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在1936年開始的西班牙內戰中的努力使得無政府共產主義在阿拉貢、萊萬特（英語：Levante, Spain）和安達盧西亞的部分地區傳播開來，並在加泰羅尼亞建立了無政府主義加泰羅尼亞，然後被贏得內戰的國民軍政權及其盟友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發動的攻勢、蘇聯支持的西班牙共產黨的鎮壓以及來自資本主義國家和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本身的經濟和軍備封鎖粉碎[96]。

後古典理論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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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當代無政府主義（英語：Contemporary anarchism）和後古典無政府主義（英語：Post-classical anarchism）

無政府分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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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無政府主義者多蘿西·戴伊支持無政府分配主義，這種思想反對從重商主義到君權結構權力集中化（英語：Centralization of power），是一種公民和平主義，並尋求在聯合公社的模式下建立社會，在民眾之間普及私有制度。一些人將這種意識形態比作互助主義，但後者一般反對私有制度，支持勞動價值理論。

參與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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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參與型經濟
當代無政府主義者（英語：Contemporary anarchism）米高·阿爾伯特（英語：Michael Albert）是參與型經濟的提出者

參與型經濟是一個由理論家、活動家米高·阿爾伯特（英語：Michael Albert）及羅賓·哈內爾（英語：Robin Hahnel）提出的經濟學模型。在阿爾伯特看來，「參與型經濟和參與式社會提供了一個值得的、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潛在的充分的無政府主義革命願景」[97]。參與型經濟把參與決策（英語：participation (decision making)）作為一種指導特定社會的生產、消費和資源分配的經濟機制。作為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替代方案，以及中央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它被描述為「無政府主義的經濟願景」[98]，也因為主張生產資料由工人擁有而被視為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

參與型經濟試圖建立一個公平、團結、多樣性、工人自治且具備生產效率（這裏的具備生產效率是指在儘可能不浪費有價值的資產的情況下完成目標）的社會。這一理論認為應主要通過以下原則和制度來實現這些目標：

阿爾伯特和哈內爾強調參與型經濟僅僅是一種另類經濟模型，必須要輔以同樣重要的政治、文化和親屬背景才可能正常運轉。兩人還在著作中討論了政治領域中的無政府主義，文化領域的文化聚合主義（英語：polyculturalism），家庭關係中的女性主義及性別關係可能都會是參與型社會的基礎。受二人啟發，史提芬·沙洛姆（英語：Stephen Shalom）出版了一些關於探討「參與型政治（英語：participatory politics）」的著作。

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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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
參見：無政府資本主義
更多資訊：無政府主義與資本主義（英語：Anarchism and capitalism）和無政府資本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英語：Anarcho-capitalism and anarchism）

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是一種以互助論和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經濟理論為基礎的思想，也是這兩種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復興。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包括多種不同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反資本主義者、左翼自由意志主義者和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提出的經濟理論，比如埃米爾·亞曼（英語：Émile Armand）、湯馬士·霍奇斯金（英語：Thomas Hodgskin）、米格爾·基文尼斯·伊瓜拉達（英語：Miguel Giménez Igualada）、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史提芬·皮爾·安德魯斯、威廉·葛林、萊桑德·斯波納、班哲文·塔克、約書亞·華倫、奇雲·卡森（英語：Kevin Carson）[99][100][101]、加里·沙蒂爾（英語：Gary Chartier）[102][103]、森姆·愛德華·康金三世（英語：Samuel Edward Konkin III）[104][105]和克里斯·馬菲·夏巴拉（英語：Chris Matthew Sciabarra）[106]等人的理論[107][108][109][110]。

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主張取消公共部門，以自由放任的經濟系統取而代之[111][112]，該種思潮與大衛·佛利民[113]和穆瑞·羅斯巴德等人有關[114]。在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中，警隊、法院及其他各類社會安保服務都將通過市場而非政府的稅收維持。貨幣將會被私有化，不同的貨幣也會同時在市場上競爭。無政府資本主義同時汲取了奧地利學派、法律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三方面的理論[115]。

無政府主義經濟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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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無政府主義社區列表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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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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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 "Modern Communists are more individualistic than Stirner. To them, not merely religion, morality, family and State are spooks, but property also is no more than a spook, in whose name the individual is enslaved – and how enslaved!...Communism thus creates a basis for the liberty and Eigenheit of the individual. I am a Communist because I am an Individualist. Fully as heartily the Communists concur with Stirner when he puts the word take in place of demand – that leads to the dissolution of property, to expropriation.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ism go hand in hand."[2]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Max Baginski.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on Mother Earth. Vol. 2. No. 3 MAY, 1907
  84. ^ "Communism is the one which guarantees the greatest amount of individual liberty – provided that the idea that begets the community be Liberty, Anarchy...Communism guarantees economic freedom better than any other form of association, because it can guarantee wellbeing, even luxury, in return for a few hours of work instead of a day's work." "Communism and Anarch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by Peter Kropotkin
  85. ^ This other society will be libertarian communism, in which social solidarity and free individuality find their full expression, and in which these two ideas develop in perfect harmony.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by Dielo Truda (Workers' Caus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86. ^ "I see the dichotomies made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ism, individual revolt and class struggle, the struggle against human exploitation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e as false dichotomies and feel that those who accept them are impoverishing their own critique and struggle.""MY PERSPECTIVES" by Willful Disobedience Vol. 2, No. 12 互聯網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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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This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class organization, more than any single factor in Spain, produced the collectives. And to the degree that the CNT-FAI (for the two organizations became fatally coupled after July 1936) exercised the major influence in an area, the collectives proved to be generally more durable, communist and resistant to Stalinist counterrevolution than other republican-held areas of Spain." Murray Bookchin, To Remember Spain: The Anarchist and Syndicalist Revolution of 1936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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