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

《尚書古文疏證》八卷，清代閻若璩撰。

閻若璩二十歲讀《尚書》，發現古文尚書有可疑之處，遂窮三十八年的研究考證，^[1]寫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

《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此書列舉了一百二十八條證據，將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判定為偽書，認為《古文尚書》為東晉梅賾所偽。閰氏首先依《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及〈楚元王傳〉的記載，確定古文尚書出自孔壁，為魯恭王壞孔子宅時所發現。並確定古文尚書的篇數即今文尚書篇數再加十六篇。^[2]接着閰氏再確認真本《古文尚書》亡於永嘉之亂的結論。^[3]到了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所獻《尚書》卻多出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偽為可知也」。接下來，閰氏透過各種實證法確立二十五篇古文為偽，^[4]包括使用實證法與虛會法。實證法中又包含了用引文比對的方法,典禮制度和史實的考證法及訓詁、書例辨證法。例如，第31條提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前三句出自《荀子》所引《道經》，「允執厥中」則出自《論語·堯曰第二十》。第64條提到〈胤征〉有「玉石俱焚」之語為出自魏晉年間。另又指出孔傳有與地理沿革不合者，第87條提到積石山在漢昭帝時才置金城郡，孔傳卻說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第88條提到瀍水出穀城縣，到了晉朝才劃入河南，孔傳卻說其出自河南北山。

同時期的毛奇齡則作《古文尚書冤詞》與之駁辯，例如，毛奇齡斷定《道經》是對《尚書》經的尊稱，為了證明其說，他援引漢代緯書《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此說過於遷強，不足以取信於一般學者。^[5]一說閰氏讀罷《冤詞》後，曾對《疏證》作了大幅度刪改，^[6]乃至於「本為《冤詞》難《疏證》，今轉成《疏證》難《冤詞》。」^[7]

紀昀曾指出《疏證》編次欠條理，「支蔓」太多，「衍及旁文，動盈卷帙」，有時支蔓文竟可達數萬言。毛奇齡批評其「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閰氏在世時，此書僅有抄本流傳，後由其孫閰學林刊刻，即乾隆十年眷西堂刻本。^[8]今傳《古文尚書疏證》只有九十九條，「有目無文」者十二條、「目文全缺」者十七條。錢穆注意到閰氏撰《疏證》引用梅鷟《尚書考異》內容極多，而多不明引。^[9]一說閰氏晚年對《疏證》多有所刪節，可能是為了隱瞞大量引用《尚書考異》而不加註明的困擾。^[10]

黃宗羲、紀昀、錢大昕、梁啟超、胡適等皆以為偽古文《尚書》的定案實歸功於閻若璩，汪中認為閻氏《疏證》是「千餘年不傳之絕學」。梁啟超說閻若璩「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認為自閻攻偽古文《尚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

參考文獻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二
閰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

腳注

^ 〈西河與潛邱論尚書疏證〉及〈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二文皆載疏證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成書，閻氏時年五十八歲。疏證一書從閻氏二十歲始構思著筆，至其五十八歲方成，歷時三十八年。
^ 孔穎達提到鄭玄為《逸書》十六篇的《書序》作注，閰氏據此在《疏證》第三條記載：「十六篇者，即永嘉時所亡失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其中《九共》分為九篇，以篇數計算則為二十四篇。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亦說：「孔氏《正義》謂……鄭注《書序》自《舜典》、《汩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說鑿鑿。」
^ 《疏證》卷一，第二條：「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為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 蘇慶彬《閻若璩、胡渭、崔述三家辨僞方法之研究》一文中羅列了：以史志書目證、以篇次之編排證、以篇數篇名證、以史例證、以古人撰書義例證、以古人行文之慣例證、以古人傳注之義例證、以古人引書之義例證、以引援舊文失實證、以剽竊前人徵引古書之遺文而缺漏證、以後人徵引佚書之多寡證、以文字證、以文字之演進證、以音韻證、以文體證、以文辭證、以文理證、以句讀證、以地名設置先後證、以地名流變證、以時代先後證、以時代思想證、以時代之風尚證、以律曆證、以官制證、以禮制證、以漢人經學之師承家法證、以稱謂證、以聖賢之言行證、以僞書者之心理證、以情理證、以史實證、以徵引先聖時賢之説證、以窮源法證等三十四種例證。
^ 四庫館臣高度重視《尚書古文疏證》，認為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不過就是強詞奪理，但亦「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
^ 蔣善國以為「閻書初成四卷，毛奇齡作《冤辭》來駁它。閻氏見《冤辭》之後，又把《疏證》加以修改，又增加了四卷，共八卷，裏面凡有目無書的各條，可能是見了《冤辭》，因證據不足刪去的。」（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86。）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７，２７６頁。
^ ^8.0 ^8.1 上海古籍出版社（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尚書古文疏證》出版說明。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７，２７２頁。
^ 許華峰《論〈尚書古文疏證〉與〈古文尚書冤詞〉〈尚書考異〉的關係》一文提到，惠棟《古文尚書考》所引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抄本中的資料，有七十餘條已不見於今本《尚書古文疏證》中，但見於梅鷟的《尚書考異》當中，「除非惠棟引錄了不實的材料，否則閻若璩必然看過《考異》這部書，……甚至曾經大量引用《考異》的內容」，這說明閻若璩曾暗襲梅鷟的《尚書考異》而不加註明。（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一輯）

[1] 〈西河與潛邱論尚書疏證〉及〈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二文皆載疏證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成書，閻氏時年五十八歲。疏證一書從閻氏二十歲始構思著筆，至其五十八歲方成，歷時三十八年。

[2] 孔穎達提到鄭玄為《逸書》十六篇的《書序》作注，閰氏據此在《疏證》第三條記載：「十六篇者，即永嘉時所亡失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其中《九共》分為九篇，以篇數計算則為二十四篇。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亦說：「孔氏《正義》謂……鄭注《書序》自《舜典》、《汩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說鑿鑿。」

[3] 《疏證》卷一，第二條：「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為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4] 蘇慶彬《閻若璩、胡渭、崔述三家辨僞方法之研究》一文中羅列了：以史志書目證、以篇次之編排證、以篇數篇名證、以史例證、以古人撰書義例證、以古人行文之慣例證、以古人傳注之義例證、以古人引書之義例證、以引援舊文失實證、以剽竊前人徵引古書之遺文而缺漏證、以後人徵引佚書之多寡證、以文字證、以文字之演進證、以音韻證、以文體證、以文辭證、以文理證、以句讀證、以地名設置先後證、以地名流變證、以時代先後證、以時代思想證、以時代之風尚證、以律曆證、以官制證、以禮制證、以漢人經學之師承家法證、以稱謂證、以聖賢之言行證、以僞書者之心理證、以情理證、以史實證、以徵引先聖時賢之説證、以窮源法證等三十四種例證。

[5] 四庫館臣高度重視《尚書古文疏證》，認為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不過就是強詞奪理，但亦「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

[6] 蔣善國以為「閻書初成四卷，毛奇齡作《冤辭》來駁它。閻氏見《冤辭》之後，又把《疏證》加以修改，又增加了四卷，共八卷，裏面凡有目無書的各條，可能是見了《冤辭》，因證據不足刪去的。」（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86。）

[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７，２７６頁。

[刻本-8] 8.0 ^8.1 上海古籍出版社（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尚書古文疏證》出版說明。

[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７，２７２頁。

[10] 許華峰《論〈尚書古文疏證〉與〈古文尚書冤詞〉〈尚書考異〉的關係》一文提到，惠棟《古文尚書考》所引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抄本中的資料，有七十餘條已不見於今本《尚書古文疏證》中，但見於梅鷟的《尚書考異》當中，「除非惠棟引錄了不實的材料，否則閻若璩必然看過《考異》這部書，……甚至曾經大量引用《考異》的內容」，這說明閻若璩曾暗襲梅鷟的《尚書考異》而不加註明。（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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