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勢現實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或譯防禦性現實主義，是從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學派衍生出來的一種結構理論。它起源於政治學家肯尼思·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華爾茲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鼓勵國家保持適度和保留的政策以獲得安全。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尋求最大化其權力，而守勢新現實主義認為，進攻性新現實主義者的侵略擴張理論破壞了國家遵循均勢理論的傾向，從而降低了國家的首要目標，他們認為這是為了確保國家的安全。雖然守勢現實主義並不否認州際衝突的現實，也不否認國家擴張的動機確實存在，但它認為這些動機是零星的，而不是普遍存在的。守勢新現實主義指向使用「結構修飾語」，如安全困境和地緣政治，以及精英的信仰和觀念來解釋衝突的爆發。

起源

守勢新現實主義是結構現實主義的一部分，又稱新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思想流派的一個子部分。新現實主義因此是從現實主義的五個基本理論假設出發，這五個理論假設是由進攻性的新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在《國際機構的虛假承諾》中概述的。這些假設如下：

1. 國際體系是無政府主義的。
2. 各國天生就具有一些進攻性軍事能力，這使它們有能力相互傷害，甚至可能相互毀滅。
3. 各國永遠不能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
4. 生存是驅動動力的基本狀態。
5. 各國在戰略上思考如何在國際體系中生存。

這五個假設推動了新現實主義的信念，即國家生存是通過「自助」來實現的，然而，新現實主義背離了古典現實主義的另一個主要假設，即是人性的缺陷和複雜性驅動了國際體系，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體系結構固有的無政府狀態是國際政治的驅動力。正是基於這些關鍵的新現實主義假設，防禦和進攻性的新現實主義者建立了對國家行為模式的相互競爭的理解。

主要理論

守勢新現實主義

正如肯尼思·華爾茲在其開創性的《國際政治理論》理論中所說，守勢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質鼓勵各國採取防禦性和溫和的政策。他們認為，國家本質上不是侵略性的，「國家首先關心的不是權力最大化，而是維持其在制度中的地位」這是與攻擊性新現實主義的關鍵出發點，後者認為無政府狀態鼓勵國家大力增加國家權力，因為「世界受到譴責」為了持久的大國競爭。

守勢現實主義者發現了一些關於進攻性現實主義支持侵略性擴張權力的問題。基於華爾茲的均勢理論和「均勢比炫耀更為普遍」的假設 ，守勢現實主義者斷言，在國際體系中謀求霸權的國家將被尋求維持現狀的其他國家制衡。進攻性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內在地渴望全球霸權或地方霸權，而守勢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國家是社會化的，並意識到歷史先例，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為了達到霸權的目的而進行的侵略和擴張通常表現為吸引其他國家的抵抗。因此，侵略被認為是在實現安全目標方面弄巧成拙，而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安全是國家的首要目標。事實上，傑克·斯奈德斷言，「國際無政府狀態懲罰侵略，而不是獎勵侵略。」

這一假設反過來又說明了守勢現實主義的主張，即征服行為實際上是弊大於利。守勢新現實主義者指出，征服面臨的問題是多種多樣的，既存在於擴張的開始階段，也存在於佔領時期。他們認為，征服一個國家的人口是危險和困難的，特別是在面對現代民族主義概念時，如果國家被征服，民族主義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抵抗敘述。這增加了本已昂貴的佔領進程，特別是在依靠行動和運輸自由促進經濟繁榮的社會中，因為這些社會容易遭到破壞和禁運。此外，新獲得的基礎設施必須得到保護並在遭到破壞時重建，新邊界的防禦必須得到鞏固，當地工人可能抵制向新當局提供熟練勞動力，所有這些都給征服國的經濟和生產能力帶來了沉重的壓力。與進攻性的新現實主義者不同，守勢現實主義者斷言，這些壓力超過了國家從被征服的領土、資源和基礎設施中獲得的經濟利益。

個人安全與國家安全

守勢現實主義者還指出了個人安全和國家安全之間的脫節，他們認為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將兩者混為一談。守勢現實主義者斷言，「國家不像人類處於自然狀態時那麼脆弱」，而摧毀國家是一項艱巨而漫長的任務。他們主張，各國，特別是大國，可以等待明確的攻擊證據，而不是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或對無意中的威脅作出不適當的反應。這方面至關重要。它允許克服或至少減少新現實主義一個突出理論的影響：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型。

守勢現實主義者由約翰·赫爾茨在其1951年的著作《政治現實主義和政治理想主義》中提出，他認為，正如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1978年的《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please）中所闡述的那樣，安全困境是由攻防平衡傾向於防禦能力而非進攻能力的假設所定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的敵對行動的爆發通常被用作一個例子，這場戰爭使得各國錯誤地認為進攻能力優於防禦能力，進而造成了政治失衡。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進攻性的統治往往沒有政治現實和軍事現實的支持，事實上，這種觀點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是地理，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如約翰·米爾斯海默主張，由於河流、山脈、沙漠、海洋、叢林等存在的天然屏障，通常會抑制電力的投射。這些行動和後勤問題只會隨着行動地區離侵略者越來越遠而增加。

此外，守勢新現實主義者斷言，一個國家的核武器庫存或其盟國的核武庫所提供的第二次打擊能力，抑制了侵略國征服另一個國家的能力。這被用作證據，證明防禦能力最終勝過進攻能力，並鼓勵各國採取防禦性和克制性政策。事實上，羅伯特·傑維斯指出，當安全困境向有利於國防的方向傾斜時，「國際無政府狀態相對不重要」，因為「現狀國家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而不會嚴重危及他人。」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防禦性的新現實主義者否認存在國家擴張的機會，也不意味着國家不應利用這些機會。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戰爭起因：權力與衝突根源》（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一書中所說，有時希望維持現狀的國家必須成為侵略者，以防止日後對自己或其盟國的侵略。 這一點對於缺乏保護性地理障礙的國家尤其重要，即使他們採取了促進現狀的政策。在這裏，平衡行為的實施更加突然，它更有可能恐嚇其他國家，進攻性政策更有可能得到實施。然而，防禦性的新現實主義者認為，有利的進攻平衡是例外，而不是規則，不必要的侵略和擴張是自取滅亡和適得其反的。

精英主義

守勢新現實主義者聲稱，精英的觀念和信仰是國家間衝突爆發的關鍵。與地理和安全困境一樣，守勢新現實主義者認為，這些看法是一種結構調整，一種破壞力量平衡的反常現象，而不是一種基本的進攻性新現實主義假設的證據，即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通過增加相對安全來鼓勵安全國家權力。這些觀念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而且經常以不規則的方式使用，從而恐嚇其他國家。它們可以導致精英誇大威脅，以調動資源和促進擴張，或者反過來，由於國內問題優先於國際問題，阻止精英認識到或糾正其在國際體系中日益衰落的權力。

精英階層的觀念，尤其是在軍隊等團體的主導下，與其他支持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團體聯合起來，可能會導致一個國家的過度擴張。這是因為多個集團主導着一個非常集中的體系，每個集團制定的目標往往不同。因此，有效地限制和平衡擴張是困難的或被忽視的。儘管取得了巨大的領土收益，但它們沒有得到有效的鞏固，人口沒有被征服或納入國家的敘述，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的開發，迅速的擴張變得不可持續。如果精英們意識到了他們的錯誤，那麼糾正他們的大戰略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種敘述既賣給了自己的成員，也賣給了公眾，實際上是譴責國家失敗。日本帝國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快速擴張和隨後的崩潰就是一個例證。

批評

儘管守勢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做出了重大貢獻，並且有許多著名的支持者，如肯尼思·華爾茲、斯蒂芬·范·埃弗拉和查爾斯·格拉澤，但它還是受到了攻勢現實主義者和其他學者的批評。一個主要的爭論點是各國在準確評估攻防平衡方面所面臨的困難。這是因為戰爭的不確定性，也因為在更基本的層面上，用於發動戰爭的軍事裝備本來就是模稜兩可的。裝備在本質上既不堅固防禦也不進攻，其模糊性只會隨着裝備的先進性和能力的發展而增加。如果考慮到國家政策、戰略和關係，這一點就更加複雜了。根據被評估國和被評估國之間的政治背景和歷史，可以合理地確定某些軍事裝備是用於進攻或防禦用途，而不管實際情況如何。

守勢現實主義的批評者斷言，這種根深蒂固的模糊性，即使面對現實主義的假設，即國家理性地、戰略性地思考如何生存，對國家來說，也是一個太大的冒險。他們斷言，各國自然會假設最壞的情況，以確保自己在「自助」環境中的安全，現實主義者認為這種環境主導着無政府主義的國際體系。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簡要總結了這一觀點：「如果國家無法衡量攻防平衡或區分攻防能力，那麼，尋求安全的國家就無法擺脫安全困境，也無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它們的和平意圖。」假設所謂的國家間缺乏明確信號的現象正如守勢現實主義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普遍，那麼，這顯然是一個對守勢現實主義有效性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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