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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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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猶太主義
猶太人歷史及歧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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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猶主義謠言（英語：Antisemitic ca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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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上的反猶主義
迫害（英語：Persecution of Jews）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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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極右翼反猶主義陰謀論，該陰謀論誤傳稱，法蘭克福學派應為當代進步主義運動、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負責；宣稱存在一場持續的、正在顛覆西方社會的文化戰爭，戰鬥方式是破壞古典保守主義的基督教價值觀，並以196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潮取而代之，最終動搖西方文化的根基[1][2][3][4]。

這一陰謀論與納粹的政治宣傳用語「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一般認為該陰謀論僅能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5][6]（摘要），在21世紀10年代進入主流輿論圈並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傳播[6]。現如今，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得到了右翼政治家、基本教義派宗教領袖、主流出版界及電視界政治評論家及白人至上主義恐怖分子的推廣[7][8]，並被稱作「另類右翼世界觀的根基」[9]。學術界對該陰謀論做出分析並認為該陰謀論沒有事實基礎，也沒有任何實際上的學術傾向可以為其作證。[6][10]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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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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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法蘭克福學派
德國學生在1968年的抗議活動中佔據一間教室的情景，當時學生的抗議運動受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影響。黑板上的標語為「學習是鴉片」及「只有法西斯今天才學習」

在陰謀論的用法之外，「文化馬克思主義」一詞偶爾也被學者用來指代有關精英群體如何利用文化生產來維持其統治地位的學術研究領域[11][12][13][14]。但一般沒有人會自稱「文化馬克思主義者」[14]，有時這個詞也被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發明的「批判理論」一詞的同義詞[11][12]。「批判理論」一詞最初就是用作馬克思主義的委婉詞[15][16]。更一般地說，俄羅斯以外，將馬克思主義思想重點從經濟學轉到文化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被稱作「文化馬克思主義」[17]。

1922－1923年間，包括費利克斯·威爾（英語：Felix Weil）、卡爾·科爾施和盧卡奇·格奧爾格在內的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法蘭克福成立了社會研究中心（英語：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18]。他們主要研究的主題是為何1918年的11月革命會以失敗告終，在經濟方面他們使用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但在社會和文化方面他們使用了其他的思路，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論[18]。1929年前後，麥克斯·霍克海默正式開創了法蘭克福學派，除了社會研究中心的一批學者外，外界的一些學者也加入了法蘭克福學派[19][20][21][22]。之後幾年裏，霍克海默意識到了納粹主義的危險，並於1935年將研究所遷到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18]。此後，法蘭克福學派着力於研究極權主義，以免像納粹這樣的極權國家捲土重來[18][23]。麥克斯·霍克海默和狄奧多·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及赫伯特·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英語：Eros and Civilization）》中皆從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分析了文化工業。他們擔憂大眾媒體會向民眾灌輸虛假意識，阿多諾就這一點提出了威權人格一詞，用來解釋為什麼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依然容易捲入法西斯運動中[18]。

二戰後，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回到了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轉移到了以于爾根·哈貝馬斯等人為首的第二代學者身上[18]。馬爾庫塞則留在了美國，成為了與新左翼有關的爭議性人物[18]。馬爾庫塞有關壓抑性容忍（英語：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的論述，以及他對安吉拉·戴維斯和魯迪·杜契克等學生的指導使得他在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和德國六八學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8]。而與馬爾庫塞相反，大多數法蘭克福學派人士儘量避免參與新左翼的活動，例如哈貝馬斯就建議學者們採用「冬眠政策」[18][24]。隨着20世紀70年代新左翼的衰落，法蘭克福學派曾採用的批判性教學逐漸主導了美國高等教育界[25]，這套理論也招致了20年後有關政治正確的一系列爭論[26]。

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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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陸反動主義者在1960年代保守派對抗自由派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戰爭失敗後從主流保守主義分裂而出，形成了批判當代社會並嘗試扭轉文化價值的鬆散的知識分子群體，新右派。在21世紀初的美國，也出現了對傳統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類似不滿情緒：另類右派不滿於他們無法通過暴力改變自由主義霸權，並吸收了歐洲新右派的思想，開始關注如何以非暴力方式影響美國社會，使自由主義現狀失去合法性，他們批評與西方文化衰落或是受流行文化影響的事務，並聲稱這是資本主義和他們稱之為「文化馬克思主義」勾結的結果[27]。

陰謀論者聲稱一小批馬克思主義精英分子和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正在顛覆西方社會。儘管他們引述的一部分理論確實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使用，但是他們仍被認為嚴重誇大其詞[28][29][30][31][14]。

米歇爾·明尼希諾與拉羅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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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明尼希諾1992年出版的《新黑暗時代﹕法蘭克福學派和「政治正確」》[32]一書標誌着當代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的興起[31][33][34]。明尼希諾認為，由於放棄了猶太教-基督教（英語：Judeo-Christian）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理念，20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已進入「新黑暗時代」。他在書中宣稱基督教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理念已經被「醜陋暴政」的現代藝術所取代，並將此歸咎於一個所謂在美國灌輸文化悲觀主義（英語：cultural pessimism）的陰謀，由盧卡奇·格奧爾格、法蘭克福學派和媒體精英人物分三階段進行[31]。

1976年時的拉羅奇
1976年時的林登·拉羅奇

明尼希諾認為，法蘭克福學派有兩條毀滅西方文化的途徑。其一，是狄奧多·阿多諾和瓦爾特·本雅明的文化批判理論，通過藝術和文化傳播馬克思的異化論，並用社會主義取代基督教：具體而言，是通過輿論調查及宣傳洗腦控制大眾；其二，是赫伯特·馬爾庫塞和埃里希·弗羅姆顛覆父權的女權、性解放、多形變態（英語：polymorphous perversity）運動[31]。明尼希諾還認為法蘭克福學派應該為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及「迷幻藥物革命」負責，因為他們通過分發迷幻藥物以提倡性變態和淫亂[31]。

明尼希諾的理論大多來自於他早年參與的拉羅奇運動（英語：LaRouche movement）[34][33]。該運動得名自林登·拉羅奇，他自1974年開始不斷地發表關於法蘭克福學派的陰謀論，並指稱赫伯特·馬爾庫塞和安吉拉·戴維斯效力於反情報計劃[33]。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的部分元素來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間該運動的雜誌《執行策略評論（英語：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33]。

2011年挪威爆炸和槍擊事件發生後，明尼希諾公開否定了他自己的諸多論述[34][33]，寫道：「我仍然願意認為我的一些研究是有效且有用的。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看到，整個運動——尤其是運動得到的結論——由於自我審查和希望以某種方式支持拉羅奇先生的瘋狂世界觀而無可救藥地變形了」[34]。

保羅·韋里奇和威廉·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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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保羅·韋里奇（英語：Paul Weyrich）在西維塔斯研究所（英語：Civitas Institute）舉辦的保守派領導會議上直接將文化馬克思主義與政治正確等同[35][36][37]。保羅·韋里奇在會上表示：「我們已經輸掉了文化戰爭」，「我們要遵循的合適策略是，研究如何將我們自己與那些被『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及我們傳統文化的其他敵人所俘獲的機構分開」[35][37][38]。

韋里奇指示威廉·林德（英語：William S. Lind）為自由國會研究與教育基金會（英語：Free Congres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撰寫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並在文中將文化馬克思主義定義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種……也稱作『多元文化主義』，或者更不正式的稱為政治正確」[39]。在林德的演講「政治正確的起源」中，林德表示：「如果我們用分析的眼光看待它，如果我們歷史的眼光看待它，我們很快就能發現它到底是什麼。政治正確就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從經濟術語轉化為文化術語。這種東西並不起源於1960年代的嬉皮士或者和平運動，而是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我們將政治正確的基本原則與古典馬克思主義進行比較，會發現兩者間存在明顯的相似之處」[40]。

林德分析稱，盧卡奇和葛蘭西致力於顛覆西方文化，因為西方文化是馬克思主義中無產階級革命的阻礙。根據林德的說法，麥克斯·霍克海默領導下的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使用四種策略消滅社會抑制（並摧毀西方文化）：首先，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論破壞傳統家庭和政府機構的權威，將社會分割為弱勢群體和壓迫者兩個對立群體；其次，阿多諾提出的威權人格和法西斯量表（英語：F-scale (personality test)）被用來指責普通右翼美國人的觀點與法西斯主義類似；再次，多形變態這一概念本身通過提倡自由戀愛主義和同性戀來破壞西方文化[31]，林德還補充說赫伯特·馬爾庫塞認為「一個由黑人、學生、女性主義婦女和同性戀者組成的聯盟」將是1960年代文化革命的先鋒隊[41]；最後，馬爾庫塞提出的壓抑性容忍（英語：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被林德解讀為讓右派失語只允許左派發聲[31]。林德還表示文化馬克思主義是第四代戰爭[42]。

帕特·布坎南使得舊保守主義者更加地關注韋里奇和林德對陰謀論的解釋[43][44]。熱羅姆·雅明稱布坎南是這一陰謀論的「思想動力」[11]，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是陰謀論的「暴力動力」[11]。二者都基於威廉·林德的理論及他的著作《政治正確：一種意識形態的簡史》[11]。

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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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維克在2011年挪威爆炸和槍擊事件使用的偽造警察身份牌，他自稱製造該事件的動機之一為反對文化馬克思主義[45][46][47]

2011年7月22日，挪威極右翼恐怖分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2011年挪威爆炸和槍擊事件中殺死了77人。事件發生前約90分鐘，布雷維克向1003人發送了包含他1500頁政治宣言《2083：歐洲獨立宣言》和一份《政治正確：一種意識形態的簡史》拷貝的電子郵件[46][47][48]。他在政治宣言中主要討論了文化馬克思主義，並聲稱「西歐性傳染病流行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結果」、「文化馬克思主義將穆斯林、女性主義女性、同性戀以及少數群體視為『美德』，將歐洲的基督教男性視為『邪惡』」、「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被文化馬克思主義者控制」[46][47][49]。

除布雷維克外，還有一些其他極右翼恐怖分子同樣相信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曾計劃謀殺工黨議員羅西·庫珀（英語：Rosie Cooper）的英國新納粹、虐童癖傑克·倫肖（英語：Jack Renshaw (terrorist)）在為英國國家黨製作的視頻中表示相信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50][51][52]。2019年加州猶太教堂槍擊案（英語：Poway synagogue shooting）的策劃者約翰·T·歐內斯特自稱受到白人民族主義啟發。在一份在線文檔中，歐內斯特表示「文化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傳播是猶太人在背後推波助瀾」，因此「每個猶太人都要為精心策劃的歐洲人種種族滅絕負責」[53]。

考慮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在現實中造成的一系列政治暴力，法學教授塞繆爾·莫恩（英語：Samuel Moyn）寫道，「『文化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粗暴的誹謗，指的是不存在的東西，但這並不意味着其在現實中毫無影響力——已經有很多人被作為不滿和憤怒的替罪羊死去。因此，『文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合法不滿情緒的可悲抒發，也是一種越來越不正常的致命誘惑」[54]。

反猶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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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馬修·羅斯認為文化馬克思主義與美國新納粹弗朗西斯·帕克·約基在二戰後寫的論述之間有相似之處[55]。

約瑟夫·戈培爾欣賞「墮落藝術展覽（英語：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的情景。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常常被與納粹反猶主義宣傳中的「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頹廢藝術」相提並論

威廉·林德曾在一場納粹大屠殺否認論的會議上講述他的論述[41]。

馬修·菲爾德曼（英語：Matthew Feldman (historian)）教授在他200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與文化》一書中認為，「文化馬克思主義」一詞源自反猶太主義用語「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納粹藉此聲稱猶太人的文化影響造成了魏瑪共和國自由制度下的德國社會墮落，且同樣是西方社會墮落的原因[56]。馬克西姆·杜弗爾在他2020年出版的《偉大的模因戰爭：另類右翼及其五花八門的敵人》一書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57]。

在《文化馬克思主義與大教堂：另類右翼看待批判理論的兩種角度》一文中。安德魯·伍茲注意到，類似將文化馬克思主義與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做比較是分析陰謀論中反猶太含義的最常見方式，不過他不認為文化馬克思主義只是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現代迭代，而稱其更多的是「鮮明的、美國式的」反猶太主義[31]:47。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認為，「『文化馬克思主義』一詞與反猶太主義中『猶太人的陰謀』在結構上相仿：二者均是將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內在對立投射（或轉化）到一個外部原因上；保守的另類右派痛惜我們日常生活中道德規範的解體（女性主義、對父權的攻擊及政治正確等），因此必須為其找到一個外部原因——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東西不可能從我們社會自身的對立和緊張中產生」[58]。

在另類右翼圈子中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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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遊者（英語：The Wanderer (Catholic newspaper)）》2008年12月的〈法蘭克福學派：腐化的陰謀〉一文中，蒂莫西·馬修斯稱法蘭克福學派是「撒但的傑作」，並稱其試圖發動「文化戰爭」，這篇文章具體稱法蘭克福學派試圖：[31]

  1. 創造種族主義犯罪這一概念
  2. 不斷自我轉變以製造混亂
  3. 向兒童傳授性及同性戀相關的知識
  4. 破壞學校和教師的權威
  5. 通過外來移民破壞美國的國族認同
  6. 提倡過度飲酒
  7. 使教會空洞化
  8. 製造對犯罪受害者有偏見的、不可靠的法律體系
  9. 造成人們依賴國家和國家福利
  10. 控制並愚弄媒體
  11. 鼓動家庭破裂

儘管這份列表中所稱的行為與任何學術運動之間都缺少具體的聯繫，但陰謀論者仍利用馬修斯的指控，在右派和極右派新聞媒體以及Stormfront等另類右派的互聯網論壇上宣傳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31]。

猶太裔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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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猶太人支持陰謀論[34]，包括舊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家保羅·戈特弗裏德戈特弗裏德曾是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學生（他不同意馬爾庫塞所持有的觀點），並且編輯學術期刊《目的（英語：Telos (journal)）》[34][59]。在戈特弗裏德的任期內，《目的》持有極右觀點，對卡爾·施米特和阿蘭·德·伯努瓦有正面的評價[34][59]。戈特弗裏德影響了理查德·斯賓塞，後者被稱爲另類右翼的「教父」[34][59]。他爲威廉·林德辯護，反對對「文化馬克思主義」帶有反猶太主義色彩的指控[34]。戈特弗裏德被認爲是反動的，並且質疑政治平等的價值[59]。戈特弗裏德將文化馬克思主義定義爲「一個特定的變革運動，結合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一些元素，並呼籲性和文化革命」。然而，他說，「文化馬克思主義」一詞並不理想，因爲與馬克思主義的聯繫並不明顯[60]。戈特弗裏德寫道，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在現代左翼政治中仍然存在，主要表現為將右翼與法西斯主義混爲一談的傾向[61]。

其他猶太裔支持者包括拉爾夫·德·託萊達諾（英語：Ralph de Toledano）、安德魯·布賴特巴特、班·夏皮羅、大衛·霍洛維茨（英語：David Horowitz）和斯蒂芬·米勒[34]。支持陰謀論的猶太人通常更傾向於古保守主義（古保守主義是戈特弗裏德創造的一個術語[59]）而不是新保守主義[34]。馬丁·傑伊稱陰謀論的猶太支持者數量「令人感到困惑和不安」[34]。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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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茱莉亞·勒克斯和約翰·戴維·約但認爲，陰謀論可以分爲以下關鍵要素：「厭惡女性主義的反女權主義，新優生科學（廣義上定義爲各種形式的基因決定論），基因和文化上的白人至上主義，麥卡錫主義的反左派主義專注於後現代主義，激進的反智主義應用於社會科學，以及認爲需要清洗才能恢復正常的觀點。」他們接着說，所有這些專案都「得到了具有極其可信的教育背景的知識份子、政治家和媒體人物的支持、傳教和學術支援」[62]。

在2009年出版的《對抗仇恨：一個非政府組織的策略》一書中，政治科學家海迪·拜爾里奇稱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妖魔化了保守主義的「厭惡之物」，比如女性主義、LGBT權利運動、世俗人文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性教育、環保主義、外來移民和黑人民族主義[63]。

賈敏描述陰謀論的靈活性被用作服務於具有不同敵人的不同團體的修辭目的：

除了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的全球維度之外，還有其創新和原創的維度，這使得其作者避免種族主義話語，並且假裝自己是民主的捍衛者。因此，與擁有類似的性質的具有舊風格的理論如那些涉及共濟會、巴伐利亞光明會、猶太人，甚至華爾街銀行家的理論相比較，文化馬克思主義是創新的。林德、布坎南和佈雷維克認爲，威脅並非來自移民或猶太人，因爲他們自己就是移民或猶太人。對林德來說，威脅來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它被認爲是自由和民主的威脅，與不同的威權政治體制（俄國、中國、柬埔寨、古巴等等）有關。對布坎南來說，威脅來自無神論、相對主義和硬資本主義（hard capitalism），當它們結合在一起時，就會把人民和國家變成一羣不受控制的、被疏遠的消費者。對佈雷維克──一個自我灌輸的獨狼來説，危險來自伊斯蘭教，一個被視爲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宗教，威脅着西歐的自由民主，以及它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林德、布坎南和佈雷維克都刻意避免公開的種族主義[2]。

文學學者亞侖·漢倫說：「文化馬克思主義陰謀論支持者的目標是（現在也是）不給批判理論一個當前的解釋，而是推進一個保守的美國自由主義版本，反對全球陰謀論的替罪羊。」「簡而言之，對於那些用『批判理論』發出社會主義威脅自由主義的信號的人來說，批判理論所提供的不僅是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聯繫，而且是一個用來推進新自由主義政治的稻草人。」[64]

在2020年他的論文《反啓蒙辯證法》的附錄中，馬丁·傑伊寫道，陰謀論的持久流傳需要更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簡單的嘲笑。他建議研究的出發點是法蘭克福學派對威權人格的分析以及右翼對這一思想的接受。從明尼奇諾的文章一開始，陰謀論就將威權人格概念視爲宣揚政治正確性的工具。通過將政治承諾病態化爲一種精神疾病，獨裁人格概念否定了個人能動性和改變的可能性。弗洛姆、哈貝馬斯和彼得·E·戈登等人對這一趨勢提出了警告。然而，陰謀論從法蘭克福學派的各種戰後政府資金來源得出毫無根據的推論，極大地誇大了阿多諾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儘管如此，自2016年以來，獨裁人格量表一直被用於反對民粹主義和另類右翼。傑伊的結論是，「太快地將他們的政治病態化，並將他們納入理論範疇，剝奪了他們任何批判性的自我反省或改變他們的觀點或行爲的能力，這會適得其反。」[34]

哲學教授馬修·夏普的作品《對話》指出：「在過去的四十年裏，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學術界相對衰落。它的影響已經被『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如雅克·德里達、米歇爾·福柯、朱迪思·巴特勒和吉爾·德勒茲取代。後結構主義主要得益於以尼采和海德格爾爲首的歐洲『保守主義革命』的思想家。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對理性、革命和社會進步的希望之上，而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則斷然拒絕這種樂觀的「宏大敘事」。後結構主義者和我們的保守派新聞專欄作家一樣關注文化。但他們對同一性和差異性的分析挑戰了馬克思主義賦予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就像他們反對自由或保守思想一樣。」[65]

記者奇普·貝萊（英語：Chip Berlet）在《集體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勞工老闆和叛國：茶黨作為右翼、民粹主義的反顛覆恐慌》論文中認為文化戰爭陰謀論已經成為了共和黨內茶黨運動意識形態的根基。作為一個自我認同為右翼的運動，茶黨聲稱他們正在遭受與前幾代白人民族主義者所遭受的相同的文化顛覆。貝萊認為，各地經濟精英的民粹主義言論鼓動了反顛覆恐慌，大量的白人中產階級選民被騙入不平等的政治聯盟，試圖保證他們不發生階級滑落；此外，通過宣傳愛國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傳統基督教價值觀（英語：Christian values）和排外主義，各地的集體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勞工運動家、非白人（英語：non-white）公民和移民成為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失敗的替罪羊[66]。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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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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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Tuters (2018)，第32–34頁："The Cultural Marxist narrative attributes incredible influence to the power of the idea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the extent that it may even be read as a kind of 'perverse tribute' to the latter (Jay 2011). In one account, for example (Estulin 2005), Theodor Adorno is thought to have helped pioneer new and insidious techniques for mind control that are now us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promote its 'liberal agenda' – this as part of Adorno's work, upon first emigra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Paul Lazarsfeld on the famous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which helped popularize the contagion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with its study of Orson Welles' 1938 broadcast of The War of the Worlds. In an ironical sense this literature can perhaps be understood as popularizing simplified or otherwise distorted versions of certain concepts initially developed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as well as those of Western Marxism more generally."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敘述稱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做到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以至於它甚至可以被解讀為對後者的一種「反常的讚美」（Jay 2011），例如，在一種說法中（Estulin 2005），西奧多·阿多諾被認為幫助開創了新的、陰險的精神控制技術，這些技術現在被「主流媒體」用來促進其「自由議程」——是指阿多諾第一次來到美國後，與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在著名的普林斯頓廣播研究項目中的一些工作，該項目通過研究奧森·威爾斯1938年的《世界大戰》廣播，幫助普及了媒體影響研究的傳染理論。在諷刺的意義上，這些文獻也許可以說是普及了最初由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更普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某些概念，只不過是其簡化甚至扭曲的版本。]
  31. ^ 31.00 31.01 31.02 31.03 31.04 31.05 31.06 31.07 31.08 31.09 Woods, Andrew. Cultural Marxism and the Cathedral: Two Alt-Right Perspectives on Critical Theory.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the Alt-Right. New York Cit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39–59 [2020-09-11]. ISBN 978-3-030-18753-8. doi:10.1007/978-3-030-18753-8_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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