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橋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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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里橋之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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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部分 | |||||||
 戰役傍晚時分的八里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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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英國 法蘭西第二帝國 | 清朝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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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格蘭特 夏爾·庫贊-蒙托邦 |
僧格林沁 勝保（負傷） 瑞麟 | ||||||
| 兵力 | |||||||
| 8000餘人[1] | 2.5~3萬人 [2]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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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3] 死亡2人，受傷29人 法軍:[4] 死亡3人，受傷18人 | 損失超過1,200人[4] | ||||||
八里橋之戰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朝對英法宣戰後，華北地區清軍主力，包括科爾沁部僧格林沁野戰騎兵、八旗察哈爾、索倫部[註 1]、京津地區八旗綠營[2]與英法聯軍在通州八里橋進行的決戰，僧格林沁部全軍覆沒，勝保受重傷，滿蒙部隊遭遇重創。隨後清朝咸豐皇帝及宮廷太監等逃往承德避暑山莊避難。
因此役之勝，英法聯軍司令夏爾·庫贊-蒙托邦於1862年被拿破崙三世封為「八里橋伯爵」（Comte de Palikao），以為嘉獎。
戰役過程
[編輯]1860年9月初，蒙托邦和克靈頓所率領的英法聯軍從天津出發進攻北京城的通州、張家灣，張家灣之戰於9月18日結束。9月19日，英法聯軍對八里橋一帶開始全面軍事偵察，通過入華多年的傳教士為輔助。英法聯軍通過偵察發現北京到通州運河沿岸部署大量清軍，運河上有一座17世紀石料單孔橋，即為八里橋，距通州舊城8里。[5]
9月19日，清朝朝廷在《諭僧格林沁等應敵機宜》的「廷寄」中詢問：「僧格林沁自退扎八里橋之後，日來與該夷是否又經見仗？」，在《著烏蘭都迅帶馬隊赴通》的「廷寄」中指令：「僧格林沁現扎八里橋，勝保現扎於家衛，防堵由通入京要隘，以截夷人前進……著烏蘭都迅即統帶所部馬隊官兵二千三百名，日夜趲行，前往通州以西八里橋地方，聽候僧格林沁等調撥，勿稍遲延。」[6]
戰役打響後清軍首先進攻：
大批密集的蒙古騎兵力圖從他們藉以掩蔽的樹林後面向一隊法國步兵法國炮兵猛撲，當時後者正從距運河三俄里許的一個村莊中出發。槍炮的火力。主要還是照明彈迫使這一群陣容雜亂的騎兵不得不折回原地，而當時，他們正馳向英國陸軍，開始向其側翼迂迴，顯然企圖突入後方，這一行動在錫克人的騎兵團中造成極度的倉惶不安，對於皇家龍騎兵團來說，營救自己的同伴這是責無旁貸的事。當阻扼聯軍進攻的最初嘗試遭到失敗後，中國方面又在八里橋前沿的墓地一帶，而後又在寺廟附近重新發動攻擊，但是，這兩次他們都被為數不多的法軍擊退了。最後的，但也是十分頑強的抵抗，是在該橋橋堍一帶進行的。在橋的另一端，部署了擁有二十七尊炮的一個炮兵連，同時還有從北京調來的正黃旗的滿洲禁軍，在此次戰役中負傷的指揮官勝保也親臨陣前。八門法國線膛炮把中國的炮兵隊摧毀了，接着步兵又以刺刀對該橋進行了掃蕩。滿洲人英勇搏鬥，並未立即撤退，但是當法軍渡過運河以後，他們便潰不成軍了。一部分軍隊奔向北京，而大部分則向北跑回草原老家。[2]
法國遠征軍中尉保羅·德拉格朗熱：
炮彈和子彈無法徹底消滅他們，騎兵們似乎是從灰燼中重生。他們如此頑強，以至於一時間會拼命地衝到距大炮只有30米遠的地方。我們大炮持續和反覆地排射，炮彈於他們的左右飛馳，他們在炮火中倒下了。[7]
蒙托邦、科利諾、雅曼等部隊採用刺刀、炮火持續攻擊，布傑（Pouget）少校率領法軍第101旅奪取了清軍陣地中心村莊，雅曼率法軍佔領八里橋。接着英法聯軍開始以大口徑火炮射擊拼死一戰保衛八里橋的埋伏清軍，最終佔領了八里橋，橋上橫布清軍戰死將士。蒙托邦回憶：「八里橋成了這一天最動人的一幕。早晨還鬥志昂揚的那些清軍騎兵，現在都已消失得無蹤影了。這座橋是一種古老文明造就的偉大古蹟。那些衣着華麗的騎兵，在橋道上揮動旗幟，毫無掩護地以一種對我軍大炮和火炮無能為力的炮火反擊。」[8]
據俄使伊格估計，當時清軍投入約5至6萬人，其中3萬騎兵，損失1000人（清朝自己估計為3000人）。法軍死亡3人，受傷17人，英軍死亡2人，受傷29人。9月21日，英法聯軍自郭家墳向八里橋附近進攻。勝保、僧格林沁、瑞麟奉命迎擊，激戰半日後僧部潰退，勝保、瑞麟繼續督軍奮戰，激戰中勝保連中數彈而昏暈落馬。最終清軍戰敗。戰後勝保受咸豐美譽「忠勇性成，赤心報國」。[9]
1862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為紀念這次戰役，封蒙托邦為「八里橋伯爵」。
爭論
[編輯]史家對八里橋之戰中的僧格林沁褒貶不一。
正面觀點
[編輯]認為八里橋之戰僧格林沁雖敗猶榮，堪與第二次大沽口之戰媲美[10]。此外，認為僧格林沁在八里橋之戰中是首先接仗，並主動反覆衝擊敵軍，僧格林沁確實是較早撤退，但並不是撤退而逃，是因為聯軍包抄僧軍側後，僧格林沁遂一面抵抗一面緩緩撤退[11]。還有學者認為僧格林沁有戰術上的失誤，但兵力裝備，物資供求懸殊是失敗的根源，雖然失敗卻充分體現了滿蒙官兵的英雄氣概和犧牲精神。[12]更有人主張僧格林沁領導的八里橋之戰是中國千年傳統的騎兵衝擊、冷兵器近戰與西方經過拿破崙戰爭和工業革命後以炮兵為核心的火力戰之間的兩個時代的決戰，血肉之軀終歸抵擋不住歐洲的新式槍炮。[13][14]
負面觀點
[編輯]有學者認為八里橋之戰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僧格林沁的臨陣脫逃造成的[15]。僧格林沁在八里橋之戰中是找藉口保命逃跑[16]。此外亦有認為八里橋之戰的失敗並非肇因於僧格林沁的「畏敵如虎」，「撤隊而逃」，而完全是僧格林沁不汲取以往失敗的教訓，以及對新形勢下的戰爭的無知和指揮失誤造成的[17]。批評家中還有認為僧格林沁在第三次大沽口之役中已經知道冷兵器不能抵抗新式兵器，就不該督率馬隊與聯軍決一野戰，是他的無知和錯誤使官兵付出慘重的代價，僧格林沁喪師誤國難逃其咎，但與主和派也不可同日而語。[18]
註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de Saint-Amand, Imbert; Martin, Elizabeth Gilbert (1912). Napoleon III at the Height of His Power. p. 273.
- ^ 2.0 2.1 2.2 《1860年北京條約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俄國 布克斯蓋夫登男爵著，王瓘、李嘉穀、陶文釗譯，1975年，商務印書館。
- ^ London Gazette: no. 22452, pp. 4770–477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27 November 1860.
- ^ 4.0 4.1 de Saint-Amand & Martin 1912, p. 277
- ^ 耿昇，〈孟斗班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從新公佈的檔案文獻看英法聯軍侵華戰爭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多元視野中的中外關係史研究——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論文集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005年。
- ^ 《籌備夷務始末》（咸豐朝），第7冊，第2327頁。
- ^ 保羅·德拉格朗熱（Paul Delagrange）：Le 2 Bataillon De Chasseurs A Pied[《第2輕步兵旅》]，巴黎，1889年版。ISBN 978-1167850806
- ^ 法國遠征軍司令夏爾·庫贊-蒙托邦，八里橋伯爵：Souvenir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回憶錄》]，巴黎1932年版。（法文）
- ^ 馬東玉：《慈禧太后殺勝保記》，《紫禁城》1994年05期。
- ^ 張瑞萍:《僧格林沁—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愛國將領》，《內蒙古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
- ^ 汪炳明:《<庚申夷氛紀略>一片嚴重失實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史料》，《內蒙古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
- ^ 包虎:《評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戰役中的歷史功績》，《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
- ^ 黃鳳志、姚大學:《評僧格林沁抗擊西方殖民侵略的歷史地位》，《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
- ^ 馬鼎盛:《試論第二次大沽口之戰大勝與八里橋慘敗的歷史意義》，《軍事史林》1989年第1期。
- ^ 孫順霖:《論僧格林沁》，《信陽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
- ^ 陳德華:《試論僧格林沁》，《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 ^ 王道成:《僧格林沁的無知與八里橋之戰》，《北京日報》1984年10月19日第3版。
- ^ 胡世芸:《略論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主戰派》，《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