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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達·洛桑登真·扎巴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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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達·洛桑登真·扎巴他耶藏語དགེ་རྟགས་རིན་པོ་ཆེ་བློ་བཟང་བསྟན་འཛིན་གྲགས་པ་མཐའ་ཡས་威利轉寫dge rtags rin po che blo bzang bstan 'dzin grags pa mtha' yas,1902年—1950年8月22日),原俗名更嘎益登,男,藏族康區甘孜生康鄉德西頂村人,藏傳佛教白利寺第五世格達活佛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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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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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生於康區甘孜白利土司轄區內德西地村一個「差巴」家中,7歲被認定為格達活佛轉世,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19年赴拉薩哲蚌寺學習,聰穎、勤奮好學,不僅掌握了佛教法典,還對藏族歷史、文學、天文曆算藏醫學有較深的造詣。1933年獲得格西後,返回甘孜白利寺,主持寺內工作。

博巴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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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與中央紅軍分裂後南下甘孜地區,計劃將此處開闢為根據地。紅軍初到甘孜時,由於國民政府西康宣慰使諾那活佛的宣傳,格達活佛躲進白利喇嘛寺附近的寨子。當他親眼看到紅軍不殺人、不放火、不搶糧食,心中疑懼很快消除。在他回寺的路上,遇到紅三十軍第88師的戰士向他說紅軍是「共產黨領導下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北上途中路過這裡,紅軍保護寺廟,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買賣公平。他回寺後又見經堂和佛像完好無損,進一步增加了對紅軍的信任,開始積極與紅軍展開合作,白利寺支援了紅軍3萬多斤青稞、4000多斤豌豆(「134石青稞、32頭牲畜、22石豌豆」)。他還派人上山,召回躲在山上的當地百姓,動員大家賣糧給紅軍,並親自到附近的亞龍寺、更龍寺,說服他們出錢出糧支援紅軍。朱德總司令聽說後親自去白利寺看望,兩人九次長談。

1936年4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政委員陳昌浩甘孜喇嘛寺住持仲薩活佛、白利喇嘛寺住持格達活佛,在甘孜縣簽署了《互助條約》(格達活佛把條約縫在自己的枕頭裡,直到1985年才被發現,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檔案館藏)。主要內容為「興番滅蔣是中國紅軍與卜巴民族共同的責任」,要「大大宣傳興番滅蔣的政策及紅軍幫助卜巴」建立「卜巴人民共和國」「逐漸消除西康甘孜卜巴喇嘛與大金寺、西藏卜巴喇嘛過去的仇恨,實行卜巴民族的團結與一致,以加強民族解放的力量」,「喇嘛寺負責供給紅軍糧食和一部分物質資財」,「負責最近號召所有逃到外邊未回來的人民群眾及牛羊牲口財物回來,安居樂業,紅軍一定保護」;《互助條約》落款是:「紅軍總政治委員陳昌浩、甘孜喇嘛寺佛都督重撒(仲薩)、白利喇嘛寺佛都督格打(格達)」。[1]1936年5月1日,紅軍在甘孜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格達活佛任副主席。

1936年7月1日,紅四方面軍因在甘孜地區無法立足,被迫在與紅二方面軍會師後北上去和中央紅軍會合。朱德總司令臨別時親筆寫下了「紅軍朋友,藏人領袖」紅緞帶和自己的紅五星軍帽說「這頂帽子留給你做紀念吧。你放心,最少5年,最多15年,我們一定會重新打回來的。」在格達活佛和當地藏族群眾的照料下,留在康北高原的3000餘名紅軍傷病員,輕傷員分散到群眾家中換上藏族衣服休養,將200多重傷病員隱蔽接到寺中調理治療,絕大多數都被安全轉移。格達活佛的親妹妹嫁給了一名紅軍傷病戰士陳少林。格達活佛把朱德總司令像片和一張紅軍保護寺廟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釋迦牟尼塑像中珍藏了14年。

1937年,為避免國民政府追究責任,他赴拉薩避難,直到1947年後方才回到甘孜。

晚年和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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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中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蘭州後,和康北著名大頭人夏克刀登、邦達多吉,派出3名代表柏志、旺嘉、澤朗赴蘭州經彭德懷安排,進京拜見毛、朱,陳述康北地區要交解放軍進駐。[2][3][4]

1950年3月人民解放軍攻佔康定後,甘孜也隨之被人民解放軍占領。格達活佛在甘孜召集了3000多人舉行慶祝大會,動員群眾積極為進藏部隊充當嚮導、運送糧草。格達活佛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康定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和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

1950年5月,格達活佛在甘孜縣向第十八軍第52師師長吳忠和北路先遣支隊藏族領導幹部天寶詳細介紹了他在拉薩兩次學習期間所掌握的西藏噶廈和藏軍的情況,對他熟悉的噶廈執政人員情況的介紹尤其詳細。格達活佛在此次談話表示他願意赴往拉薩,向噶廈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政策和主張,減少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阻力。張國華、吳忠看到白利寺的經堂之中掛着一幅《八路軍奮戰山西圖》,格達活佛說:「這是抗戰時期我在拉薩時專門派人到青海購買的。」他又先後拿出多年珍藏的紅軍物品、朱德總司令贈給他的紀念品、蘇維埃地方政府印章給兩人看。1950年6月2日格達活佛致電朱德總司令轉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謹以熱忱祈祝大會成功。西藏地處邊疆,首當國防要衝,百餘年即為帝國主義垂涎。當值全國即將全部解放,為建設國防,完成統一富強之新中國,則西藏問題之解決實為當前刻不容緩之急務。竊意西藏解決應以和平為主。」並再次表示,他願去西藏勸和。[5]

1950年7月10日,格達活佛從白利寺啟程西去,欲前往拉薩勸說西藏噶廈中央人民政府議和。但當24日抵達昌都後即被扣留,既不能前往拉薩,也無法返回甘孜。8月13日,格達活佛擬用電報直接與拉薩噶廈協商,並擬致電拉薩友人請為人民解放軍進藏出力,上午抵達到昌都電台接洽發報事宜喝茶後,午後格達活佛感到頭痛、噁心、渾身上下不舒服,只得在福特那裡暫住下來。第二天,格達活佛已臥床不起。接連兒天,格達活佛處於反覆的昏迷狀態,不能進食。拉魯派來私人醫生診斷,開了一劑藥方,也不見好轉。一周後,格達活佛已說不出話來。8月21日,格達活佛口吐黃水,鼻孔流血流膿,四肢麻木,全身再也不聽使喚了。8月22日上午格達活佛去逝。「圓寂」後的格達活佛,全身烏黑,皮膚開裂,並一片片自行脫落。想回甘孜報喪的人員也被拉魯軟禁起來。[6]一般認為他是被毒殺的。據西藏噶倫噶雪尼瑪稱,格達是拉魯·次旺多傑害死的。拉魯是當時昌都總管。但他後來成為中共的合作對象,其對格達之死一直不予置評[7]。也有人說是在新舊政府交替時被藏軍營長投毒。中共指英國駐昌都電台操作員羅伯特·福特先將格達軟禁起來,後將格達毒殺。福特後來在昌都被俘,一直否認此一指控[8]

身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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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達活佛圓寂3天之後,中央軍委就批准了昌都戰役的具體計劃。10月6日,昌都戰役正式打響,18天內共殲滅藏軍主力部隊5700餘人。10月19日人民解放軍攻佔昌都後西南局才得知格達活佛在昌都已經圓寂。

1950年11月4日,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政委員會聞悉甚為震驚,即發治喪費1千萬元(舊幣),決定責成西康省人民政府負責辦理格達委員治喪事宜,並「於重慶、雅安、康定、甘孜分別召開追悼格達委員大會」。1950年11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在重慶為第五世格達活佛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共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區負責人鄧小平、王維舟、劉文輝等領導及800多名各界人士與會致哀。賀龍撰寫了《悼格達委員》紀念文章。《新華日報》發表了《西藏一定要解放——紀念格達活佛》的社論。

1951年1月20日在甘孜舉行格達活佛。第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率各機關團體舉行公祭並代表西南軍政委員會致祭。「公祭儀式隆重,全體部隊並舉行繞靈儀式,給寺廟群眾影響較大,尤以白利寺代表極表滿意榮耀」。西南軍政委員會負責人賀龍、鄧小平送輓聯「為和平解放西藏,慘遭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所毒害而光榮殉國的格達委員永垂不朽!」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送輓聯:「具無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幾多悲憤,追思應續國殤篇。」第十八軍政治部聯絡部部長徐淡廬代表聯絡部送輓聯:「為真理,身披袈裟斬荊棘,縱出師未捷身先死,堪稱高原賢人;求解放,手擎大旗渡金江,雖長使英雄淚滿襟,終慶高原新生。」第十八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樂於泓送輓聯:「熱愛本民族寧願粉身碎骨奔走,和平進軍解放西藏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團結全國各民族砍斷血牙魔爪,驅逐帝國主義鞏固國防完成遺志慰英靈」。[9]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發來唁電對格達活佛在1936年紅軍長征途中遇到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由同情紅軍、幫助紅軍以至後來在甘孜地區積極發動藏族人民支援紅軍、參與建立了『甘孜博巴政府』」進行追述,並稱讚他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真摯朋友」「我為失去這位朋友感到萬分悲痛」。[10]

1951年春,中央訪問團和西南慰問團前往格達活佛的家鄉甘孜生康鄉慰問,把毛澤東親筆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錦旗連同百包藏茶,送到甘孜白利寺,並代表毛澤東、朱德慰問了格達活佛的親屬。

1980年7月,為紀念格達活佛,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白利寺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甘孜建立了「朱德總司令和五世格達活佛紀念館」。位於甘孜鎮南1.6公里,雅礱江畔。紀念館於1993年建成,占地一萬平方米,建築面積一千平方米,內有朱德與格達活佛塑像、格達活佛生平介紹、紅軍革命文物等。2003年,列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白利寺「格達活佛紀念室」和格達活佛舊居,由趙朴初題寫門楣。

2003年是五世格達活佛誕辰100周年。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出席紀念活動並發表《功烈永垂民族史》重要講話,指出五世格達活佛是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的真誠朋友;是在紅軍長征時期與我的父輩們曾經有過深切交往的藏族傑出人士;是為西藏和平解放事業貢獻出寶貴生命的愛國愛教活佛。評價他是一位潛心佛學、利善眾生、深受當地信教群眾信奉和擁戴的活佛;是一位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的藏族宗教界傑出人士;是一位崇尚和平、為西藏的和平解放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愛國主義者。[11]

20集電視劇《格達活佛》2004年播出。導演:楊韜、高林豹、陳魯,主演多布傑、巴森、扎西頓珠、洛桑群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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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周文林 特邀撰稿人 高勇:「紅軍第四方面軍與甘孜活佛簽署《互助條約》始末」,《中國檔案報》2014年11月14日 總第2685期 第三版。
  2. ^ 1950年2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了新華社播發的《西康藏民代表抵京朱德副主席昨予以接見路經西安曾向彭德懷主席獻旗》
  3. ^ 1950年3月6日《人民日報》刊發新華社電訊《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舉行晚會歡迎西康藏民代表 朱總司令講話:決心解放西藏 藏族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總司令及解放軍獻旗》
  4. ^ 1950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了新華社電訊《西康藏民代表旺嘉等致函民族事務委員會敬祝毛主席朱總司令健康》
  5. ^ 新華社記者康錦謙:「五世格達活佛:支援紅軍 生死情誼(為了民族復興·英雄烈士譜)」,《人民日報》,2019年7月11日第15版
  6. ^ 高勇:「格達活佛遇難前後」,《中國檔案》,2018年第9期
  7. ^ 樂於泓:《和平解放西藏日記摘抄》,載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編《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
  8. ^ 哈經雄 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英烈傳》第1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9. ^ 喜饒尼瑪:「第8個烈士紀念日,追思緬懷格達活佛的幾幅輓聯」,來源: 中國西藏網,2021-9-30。
  10. ^ 周賽云:「邵式平與格達活佛的一段情緣」,《湖南檔案》2003年第1期。
  11. ^ 劉延東:「功烈永垂民族史--紀念五世格達活佛誕辰100周年」,《中國西藏》,2004年第2期,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