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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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廉银 | |||||||
| 汉语名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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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養廉銀 | ||||||
| 简化字 | 养廉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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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语名称 | |||||||
| 国语字 | tiền dưỡng liêm | ||||||
| 汉喃 | 錢養廉 | ||||||
| 满语名称 | |||||||
| 满文 | ᡥᠠᠨᠵᠠ ᡠᠵᡞᠷᡝ ᠮᡝᠩᡤᡠᠨ | ||||||
| 穆麟德转写 | hanja ujire menggun | ||||||
养廉银，又称养廉金、养廉钱，是满洲清朝官员的俸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为清朝特有。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创立了养廉银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及鼓励官员廉洁的习性，进而避免贪污的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但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之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财政困难；因此，看似高薪养廉，然而实际上将地方的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导致清朝地方贪腐的情况为史上之最。
越南阮朝初年，明命帝为了防止官员贪污，从中国引进了养廉银制度。
成因
[编辑]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表面是号称延续万历《大明会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月支俸三两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
但是实际上《大明会典》记载，正七品除了底薪外，还有其他实物补偿或其折抵津贴：
- 岁该俸九十石。
- 本色俸五十四石
- 支米十二石
- 折银俸卅五石 - 银廿六两九钱五分
- 折绢七石
- 折色俸卅六石
- 折布俸十八石 - 银五钱四分
- 折钞俸十八石 - 色钞三百六十贯
- 本色俸五十四石
以上合计一年约领大米一千一百零五公斤，还有绢布、二十七两五钱白银及宝钞三百六十贯，足够十二口人一年的开销。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妇与诰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并不包含在官员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开销也不需要地方官员负责，再加上七品优免田赋八十亩、免徭役八人。又再加上稍为大一点的官多半有兼职俸，比如夏原吉领户部尚书、太子少傅、少保三种职务俸禄，王守仁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伯爵（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妇的俸给，各边镇守各官尚有一至二十顷的养廉田，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官，也不需要被内务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讹诈，因此明代官员的真实薪俸比表面所认知的要来的高。但明朝官员一般家口众多，以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县令时，除了老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而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当时钞已经很无价值，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生活就不免拮据。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标准也不算高，但已捉襟见肘；至于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战时分赃制的满人至上分肥制度，除了本薪支俸外的东西全部遭大量取消或没收，尤其是汉人官员；导致很多官员在雍正前根本食不裹腹，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1]。因此在康熙末年几乎是无官不贪，甚至康熙帝因为知道官员的困难，也刻意不追究官员们互相送礼、包红包的习气[2]。雍正元年（1723年）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3]，“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4]。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5]，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十倍到百倍，其标准混乱缺乏公平性。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范例：
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一百五十五两银，养廉银则达一万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六十七两银，军事加给一百四十四两银，而养廉银则为一千五百两银，“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设各兵加饷银九百五十二两耳，凡共需银四千六百馀两。”[6]
后果
[编辑]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因此反而加重贪污，其中一般的京官因为没有统治地方而没有火耗或税赋，京城开销又大，并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所依赖的是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等行贿，李慈铭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7]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家书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8]。而各地又有肥瘦之分能调到繁荣地区当官当然收益大，这就促使地方官和京官的权钱交易关系，谁能调到哪里去当官，京官往往有实质影响力。
另一方面养廉银又助养官员的豪奢，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9]《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10]。
参考文献
[编辑]- ^ 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 ^ 康熙帝曾对大臣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圣祖实录》卷二四五”
- ^ 《清稗类钞‧礼制类》。
- ^ 《清稗类钞·恩遇类》。
- ^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由世宗之独申睿断，因时制宜。”
- ^ 《台湾通史》卷十三
- ^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 ^ 《曾国藩全集·家书》
- ^ 张集馨. 《道咸宦海見聞錄》.
- ^ 钟琦著：《皇朝琐屑录》卷8
研究书目
[编辑]- Madeleine Zelin（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佐伯富著，郑梁生译：《清雍正朝的养廉银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