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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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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越南人名，姓阮。根据越南习俗，称呼此人应使用其名书。
阮玉书
Nguyễn Ngọc Thơ
 越南共和国第1任总理
任期
1963年11月6日—1964年1月30日
前任首任
继任阮庆
 越南共和国第1任副总统
任期
1956年11月1日—1963年11月2日
前任首任
继任阮高祺
 越南共和国第1任驻日本大使
任期
1955年—1956年
前任首任
继任裴文声
个人资料
出生(1908-05-26)1908年5月26日
 法属印度支那龙川省（越南语：Long Xuyên (tỉnh)）
逝世1976年6月12日(1976岁—06—12)（68岁）
 越南南方共和国西贡-嘉定市
父母阮玉真（Nguyễn Ngọc Chơn）
宗教信仰佛教[1]

阮玉书[2]（越南语：Nguyễn Ngọc Thơ，1908年5月26日—1976年6月12日）[3]，越南政治家。于1963年11月至1964年1月期间任越南共和国总理。

1963年，杨文明发动1963年政变，杀害了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吴廷琰并成立军人革命委员会，由阮玉书担任总理。阮玉书任内的南越政府由于军政府的所谓“军事革命委员会”与文人内阁之间争权夺利，导致政局混乱，政府势弱。在杨文明的军政府于1964年被阮庆将军发动的政变推翻后，阮玉书从此淡出政坛。1976年阮玉书在西贡去世。

早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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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26日，阮玉书出生于湄公河三角洲龙川省（越南语：Long Xuyên (tỉnh)）的美福（越南语：美福坊 (龍川市)）一个富有的家庭中，父亲阮玉真（Nguyễn Ngọc Chơn）熟悉西方思想。阮玉书曾就读于夏瑟卢-鲁巴中学，擅长法语。[3]

1930年阮玉书开始了自己的官僚生涯，[4]担任为法国殖民当局服务的省长，行事低调。[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入侵了越南，但是保留了维希政权的存在。阮玉书升任中圻钦使的第一秘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曾在30年代担任阮朝吏部尚书的吴廷琰。法国人认为吴廷琰在与日本人合作，于是试图逮捕他。由于阮玉书向吴廷琰和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消息，他们成功逃脱了追捕。[6]

于1940年入侵并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后，日本于1945年3月发动三九政变，旨在直接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并推翻法国殖民当局。阮玉书和其他几名囚犯一起被扔进一间拥挤的牢房，牢房没有灯光和厕所，而且满是囚犯的粪便。[4]他的其中一名狱友是杨文明，当时仍是法国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与阮玉书一起工作。阮玉书首先得到释放，并游说使得杨文明也被释放，之后两人依旧是亲密的朋友。[4]

二战后，阮玉书成为由法国人扶持的越南国政权的内务部长。奠边府战役后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越南被分割为了共产主义的北方和反共主义的南方。在吴廷琰通过公民投票废黜了保大帝并成立了越南共和国后，阮玉书被指派为首任越南共和国驻日本大使。虽然由于髋部骨折，阮玉书在东京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床上，他还是为越南取得了日本对其在二战时期占领越南的赔偿。[7]

1956年，吴廷琰把阮玉书召回西贡，派他帮助处理拥有一支私人军队的和好教派。和好教派是湄公河三角洲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实体，它的私人军队强制推行并行的管理，拒绝加入西贡政府。越南共和国军将领杨文明领导军事力量对抗和好教，而阮玉书则通过收买教派内的军阀而削弱教派力量。[7]

1956年，被送上芹苴军事法庭的黎光荣

然而，和好教军事指挥官黎光荣，继续与政府军作战。他个人与阮玉书的家族有一段仇恨的历史。黎光荣养父的稻田曾被阮玉书的父亲给没收，据说这使得黎光荣对地主阶级产生了毕生仇恨。[8]最终黎光荣被包围，于是他寻求达成和平协议，向阮玉书传达了一条信息，要求进行谈判，以使他和他的手下融入主流社会和国家武装力量。阮玉书同意了与黎光荣在丛林中单独会面，尽管担心这是黎光荣的陷阱，他并没有中埋伏。然而，黎光荣开始要求更多的让步，会议以僵局告终。[9]1956年4月13日黎光荣被俘，经过审判后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残馀部队则在战斗中被击败。[10][11]

阮玉书于1956年5月16日被任命为国家经济部长。[12][7]11月，吴廷琰任命阮玉书为副总统，以扩大政权对民众的吸引力。1956年12月，该任命依照宪法由国会批准。[13]这一举动被广泛认为是试图利用阮玉书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影响力来增加政权在南方农民中的支持度，因为吴廷琰政权由吴廷琰家族成员和来自越南中部的天主教徒所控制。[7]

吴廷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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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廷琰

尽管拥有重要的头衔，阮玉书很少与吴廷琰一起出现于公共场合。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傀儡，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了吴廷琰的胞弟吴廷瑈和吴廷瑾手中，他们指挥着私人军队和秘密警察，并直接向越南共和国军的将军们下达命令。据报道，吴廷瑈曾因觉得阮玉书对他缺乏尊重，而命令自己的保镖掌掴阮玉书。[7]吴廷琰轻视阮玉书，不允许他参与重大政策决策，尽管在理论上他应该是国内第二有权势的人。[14]另一方面，阮玉书与军官们关系融洽，在多年前就与杨文明成为了朋友。[7]他被视作是一个亲切和善的管理者，以作出妥协而闻名。[4]

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廷琰

阮玉书负责监督越南南方的土地改革计划，因为土地与土地改革部部长阮文时（维基数据所列：Q115679206）对他负责。他们几乎没有推动土地改革成功的动力，因为两人自己就是富有的地主。美国大使馆收到了对阮文时缺乏执行土改政策热情的愤怒批评，称“他肯定对土地改革不感兴趣，因为这将剥夺他大部分的财产”。[15]

阮玉书还对国内经济政策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虽然这远远落后于吴廷琰对军队和其他机构的绝对控制，后者通过这些机构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尽管从未接受过经济方面的培训，阮玉书在商业进口计划（英语：Commercial Import Program）（CIP）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由美国主导，类似于马歇尔计划，通过进口许可证而不是货币将援助输送到经济中，以避免通货膨胀。然而，阮玉书对该计划的管理导致绝大多数进口商品是上流阶层的消费品，而不是开发南越经济能力的生产资料。在阮玉书的监督下，外贸逆差徘徊在150%至200%之间，城市精英与多数的农民之间的差距扩大。美国顾问认为，阮玉书和吴氏兄弟不断违背他们的建议，要么是因为他们不称职，要么就是他们不信任顾问，因此做出与建议背道而驰的行为。[16]

阮玉书还与内务部长阮有珠就经济战略发生了冲突。阮有珠是吴廷瑈夫人的姐夫，因裙带关系而被任命，但后来由于他的异议而被驱逐出吴氏家族。[17]美国人称，接受过公共安全培训的阮玉书，“相比市场基本法则，更了解政治控制”。[17]1961年年中，在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访问和美国主要官员的施压后，吴廷琰解除了阮玉书的经济职责。[18]

然后，阮玉书开始试图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以影响吴廷琰。在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的一次事实核查中，阮玉书和杨文明抱怨吴廷琰的专制统治和对天主教徒的宗教偏袒，这对占大多数人口的佛教徒群体不利。[19]1962年，他告诉美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约瑟夫·门登霍尔（英语：Joseph Mendenhall），吴廷琰的军队捏造了夸大的越共伤亡数字。[20]

佛教徒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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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佛教徒危机、顺化佛诞枪击案、释广德和查抄舍利寺

虽然阮玉书是一位佛教徒，他以赞扬吴廷琰的天主教政府而闻名。在吴廷琰62岁生日那天，阮玉书赞颂吴廷琰：“感谢全能者给了国家一位天才仅次于他的美德的领袖。”[21]（佛教是一个达摩宗教，在有神论意义上不承认一种最高存在的存在）后来，阮玉书陪同吴廷琰前往天主教赎世主会教堂为总统祈祷。阮玉书几乎没有公众关注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称他“不惹人注意的”，[21][22]而著名的国务院官员保罗·卡滕伯格（Paul Kattenberg）则嘲笑阮玉书为“虚无”。[21][23]

释广德自焚

位于广治省的罗荣，在19世纪后期出现过女士的幻影。[24]佛教徒们声称这是圣观音菩萨显灵。吴廷琰的哥哥吴廷俶是天主教顺化总教区总主教，也是南越裙带关系政权中最重要的宗教人物。吴廷俶宣布该幻影是圣母玛利亚显现，并下令建造一座大教堂来代替本来占据该处的临时佛教宝塔。出于政治原因，阮玉书为此提供了大笔的财务捐款。[25]

1963年6月，随著佛教徒危机的升级，吴廷琰任命阮玉书领导一个政府委员会，以处理顺化佛诞枪击案后佛教界的不满，在该事件中八名佛教徒在抗议禁止悬挂佛教旗的规定时被政府军杀害。[26][27]尽管目击者和业馀影片表明是政府军直接向抗议者开枪，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死亡事件应该由越共负责。该委员会的粉饰导致佛教徒抗议活动的升级。[28]当吴廷瑈的妻子，第一夫人陈丽春（改信天主教的原佛教徒）将佛教僧侣释广德的自焚嘲笑为“烧烤”时，阮玉书拒绝谴责她的言论，并称之为“个人观点”。[29]

阮玉书是一个部际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由一群政府官员组成，负责与佛教徒谈判得出一份联合公报（越南语：Tuyên bố chung），以结束公民不服从行动。一份协定得以签署，但从未被实施过。吴廷瑈后来通过他的英语喉舌《越南时报（英语：Times of Vietnam）》批评阮玉书的这笔交易。[30]尽管对被捕的佛教活动人士给予了大赦，但在8月13日阮玉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发誓要起诉顺化佛诞枪击案中受害的佛教徒，并撤销大赦，监禁佛教示威者们。[31]

7月，在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诺丁（英语：Frederick Nolting）的告别仪式上，阮玉书叫嚣要“毫无怜悯地粉碎佛教徒”。[32][33]他嘲讽说佛教并非一种宗教，并进一步宣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佛教僧侣，而成为一名天主教僧侣则需要多年的训练。当泰国大使表示反对，并以自己过去的僧侣训练举例时，阮玉书在其他外交官面前奚落了他。[32]

在佛教徒危机期间，随著吴廷琰政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吴廷瑈和吴廷琰开始回避他们的内阁成员，因为他们提出了与吴氏家族的思想相反的观点。许多部长试图辞职，但阮玉书被认为说服了他们继续留任。当阮玉书发现这种情况越来越难以忍受时，他也考虑过辞职，但是持不同政见的将军们劝阻他留下来，他们担心大规模的辞职会引起吴廷琰对政变阴谋的怀疑。[34]

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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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1963年越南共和国政变和吴廷琰之死

阮玉书在私下向美国官员表达了他对吴廷琰统治的不满。他抱怨吴廷琰在管理国家方面对吴廷瑈的依赖，后者试图通过他的勤劳人位革命党的机关来管理一个警察国家，以及在反对越共上的缺乏成功。[21]在麦克纳马拉-泰勒代表团（英语：McNamara Taylor mission）前往南越期间，阮玉书向代表团吐露了自己相信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他要求美方向吴廷琰施压，以改革他的政策。[35]他私下透露了他的信念，即在吴廷瑈的战略村计划中建造的数千个设防定居点中，只有不到三十个是正常运作的。[36]多年后，阮玉书表示，吴廷琰、吴廷瑈，以及制定越南政策的美国政治人物们，都不理解对方。[37]

约瑟夫·门登霍尔（英语：Joseph Mendenhall）是美国国务院的高级越南顾问，他主张通过军事政变罢免吴廷琰，并以阮玉书取而代之。[38]阮玉书私下里知道，他是将军们在计划推翻吴廷琰后管理政府的人选。[39]此时，吴廷琰和吴廷瑈意识到了一场针对他们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但并不知道吴廷琰的宠儿尊室订将军也参与其中。[40]吴廷瑈命令尊室订和特种部队指挥官黎光松上校策划一场针对吴廷琰家族的假政变。[41]

吴廷琰之死

吴廷琰的目标之一是诱骗持不同政见者加入虚假的政变，以便识别并清除他们。[42]另一个目的是以此向公众展示政权的力量。[40]该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让伪装成叛乱分子的忠于吴廷琰的士兵，伪造一场政变并破坏首都。[43]一个由不同意加入吴廷琰政权的反对派活动家组成的“革命政府”将被成立，而吴廷琰和吴廷瑈将假装在逃。在第一次政变的精心策划的混乱中，效忠者和吴廷瑈的黑社会人脉将杀死主要的阴谋将军们和他们的助手，如阮玉书、中央情报局官员卢西恩·科奈恩和美国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44]一场虚假的“反政变”将于随后到来，吴廷琰的效忠者们将胜利地重新进入西贡，并恢复吴廷琰政权。然而，这个阴谋失败了，因为尊室订是政变阴谋的一分子，他派出忠于吴廷琰的部队离开首都，为叛乱分子打开了大门。[43][45]

1963年11月1日发生了政变，吴廷琰和吴廷瑈在次日被杀。五天后，即1963年11月6日，阮玉书被杨文明的军政府任命为了总理。他是由军人革命委员会监督的临时政府的主要文职人员。[46]杨文明在早前曾向美国官员承诺，文官在统治层级中将高于将军。[47]此外，阮玉书还担任了财政和经济部长。[48]阮玉书的任命并不受到普遍欢迎，一些重要人物认为他在过去与吴廷琰的关系过于紧密。[49]

与军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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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玉书的文官政府受到了内讧的困扰。根据阮玉书的助手阮玉辉（越南语：Nguyễn Ngọc Huy）的说法，陈文敦和尊室订将军在文职内阁和军人革命委员会的双重存在使治理流程陷入了瘫痪。陈文敦和尊室订在文官政府中从属于阮玉书，但作为军人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则比阮玉书的级别更高。每当阮玉书在文官层级中下达了将军们不同意的命令时，他们就会到军人革命委员会中去驳回它。[48]

在吴廷琰时期遭到审查的西贡的各家报纸重新得以开放，他们报道说军政府因为军人革命委员会的12名将军拥有同等的权力而瘫痪了。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否决权，使他们能够在阻碍政策决策。[50]吴廷琰倒台后获得自由的出版业[51]猛烈攻击阮玉书，指责他的政府是军人革命委员会的“工具”。[52]阮玉书在吴廷琰担任总统期间的经历遭到了质疑，媒体上流传着他支援吴廷琰和吴廷瑈镇压佛教徒的指控。阮玉书声称他支持吴廷瑈对舍利寺残酷的突袭，试图证明如果不是杨文明请求他留下来，他会辞职。媒体进一步嘲笑阮玉书从吴廷琰政府的土地政策中获得的个人利益。杨文明则为阮玉书辩护，宣称阮玉书“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政变的策划，并且他得到军政府的“充分信任”。[52]

在12月的某个时候，阮玉书再也无法忍受自由媒体对他的报道，并召集了约100名记者来到他的办公室。阮玉书愤怒地对记者大喊大叫，并用拳头敲打桌子。阮玉书称媒体指责他和文官政府是杨文明军政府的傀儡是在撒谎，并称其中一名记者是共产主义者，而另一名记者是吸鸦片者。他说，如果媒体不负责任地行事，他的政府将“采取措施应对这种情况”。在让他的新闻部长杜茂将军分发了一份不被允许报道的话题的清单后，阮玉书让杜茂在第二天关闭了三家报纸，理由是“不忠”。[53]

1964年1月1日，由范玉草上校挑选的六十名知名公民组成的人士委员会（越南语：Hội đồng Nhân sĩ (Việt Nam Cộng hòa)）首次开会。它的工作是向政府的军事和文职部门提供建议，以期改善人权、宪法和法律制度。阮玉书公开表示，他期望“理性的态度”与“公正和现实的判断”相结合，并表示这是临时政府寻求“为永久政权扫清道路”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人民所渴望的”。该委员会几乎完全由专家和学术领袖组成，没有来自农业或劳工运动的代表。它很快就陷入了无休止的辩论，从未完成它起草新宪法的最初任务。阮玉书后来承认，该委员会不代表南越社会，并且以失败告终。他声称，委员会希望摆脱吴廷琰时期国会橡皮图章的模式，导致它堕落为了一个辩论的团体。[54]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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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琰倒台后，美国为针对吴廷琰政权镇压佛教和袭击舍利寺而对越南共和国实施的各种制裁被取消。美国经济援助以及被暂停的商业进口计划（英语：Commercial Import Program）和各类基础工程建设计划都被恢复。美国迅速地承认了阮玉书和杨文明。[55]

阮玉书的政府停止了吴廷瑈的战略村划。吴廷瑈大肆宣扬该计划是解决南越应对越共分子困难的方法，认为将农民大规模迁移到设防的村庄可以将越共与支持他们的农民基础隔离开来。阮玉书否定了吴廷瑈早些时候关于该计划成功的报道，声称现有8,600个战略村中只有20%在西贡的控制之下，其馀的已被共产党接管。那些被认为可以维持的村庄被加固，而其馀的村庄则被拆除，其居民返回他们祖传的土地上。[56]

阮玉书将吴廷琰的支持者从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撤职的做法同时引起了前总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批评。一些人认为，他在将亲吴廷琰分子们从当局中除名的行为不够积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公务员更替的规模过大，相当于是在报复。一些涉嫌从事腐败或帮助吴廷琰进行压迫的官员未经指控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其中大多数人后来被释放。尊室订和新任国家警察总长枚有春将军被赋予了内政部的控制权。这对组合被指控大量逮捕人，然后释放他们以换取贿赂和忠诚的承诺。[50]并非所有吴廷琰领导下的官员都被自动视为亲吴廷琰者，但有人呼吁进一步罢免旧的警卫。政府解雇了大量由吴廷琰直接任命的县长和省长，导致在权力的突然过渡期间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因而受到了批评。杜高智将军未被撤职的决定非常引人注目，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杜高智他是越南第一军的指挥官，他因在顺化周围的中部地区特别严厉地镇压佛教而臭名昭著，却只是被调到驻扎于第一军辖区以南的中央高地的第二军而已。[50]

阮玉书和军人革命委员会的将军们也有一个秘密计划来结束共产主义者的叛乱，他们自称为民族解放阵线，并声称自己独立于北越的共产主义政府。他们声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首先是越南南方反对外国军事干预以及美国干涉和支持吴廷琰的民族主义者。委员会和阮玉书认为，在越南南方范围内结束战争的协定是有可行性的。[57]阮玉书在几年后回忆说，他的政府的计划是在高台教、和好教和高棉族中争取支援，将他们的一些加入民族解放阵线中的成员吸收回主流社会，从而产生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亲西方派系。他认为有可能把共产党人边缘化，他将他们描述为在民族解放阵线中“仍然没有统治地位，只有一个次要的地位”。[58]根据阮玉书的说法，该计划不是要与共产主义者或民族解放阵线达成协议，因为他的团体认为这只是一种政治尝试，以哄骗非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孤立共产党人。[59]

政府拒绝了美国轰炸北越的提议，理由是这些行动将使得他们失去道德制高点，他们声称自己纯粹为了自卫而战。[60]就杨文明和阮玉书的领导小组而言，他们认为，为了他们反对叛乱的政治活动，他们需要采取更低调的军事手段。[61]1月21日，杨文明和阮玉书在与美国官员的会晤中明确而直言不讳地拒绝了轰炸的提议。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妮·E·布莱尔认为，这一交谈为越南共和国政权的“死刑执行令”盖印。[62]

布莱尔指出，当这次会晤的情况被报告给华盛顿时，美国军方的主要将领们游说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声称在西贡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不再可行，美国应该简单地将反共军事政策控制在手中，从而有必要发动政变。[62]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西贡不愿加强战争的努力，拒绝轰炸被视为了一个关键点。[62][61]在政府垮台之前，试图战胜民族解放阵线的计划从未被在任何程度上实施过。[60]

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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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1964年1月南越政变

临时政府在政策和计划方面缺乏方向性，导致其迅速地垮台了。[63]在吴廷琰被废黜后，越共煽动的农村袭击数量激增，原因是政变导致军队迁入城市地区。政变后，新的准确数据的出现，引发了越来越自由的讨论，这表明军事形势远比吴廷琰所报告的要糟糕得多。1963年夏天，越共袭击事件继续增加，武器损失情况恶化，越共叛逃率下降。参与政变的部队被送回了战场，以防共产党在农村发动可能的重大攻势。吴廷琰的官员伪造的军事统计数据导致了误判，这表现在吴廷琰死后军事上的挫折中。[55]除了战场上的挫折（这是阮玉书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阮玉书在军事机构中也变得不受欢迎。当时各种反杨文明政变阴谋的目标之一就是罢免阮玉书，而总理的不受欢迎有助于对于对一些对事实上是政变主要目标的在任军官的注意力。当时，军人革命委员会正在朝着罢免阮玉书的方向发展，杨文明是唯一一位对他保持信心的高级将领。[64]

1月29日，阮庆将军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杨文明的军人革命委员会。虽然阮庆指责军政府打算与共产党人做交易，并声称拥有证据，但他的政变其实是出于个人野心。一年后，阮庆被废黜后，他承认自己对杨文明集团的指控是虚假的。[65][66][67]后来，阮庆、阮玉书和杨文明的将军们都承认，政变受到了美国人的强烈鼓励，没有他们的支持，政变是不可能发生的。[68]

阮玉书在政变期间被捕并被软禁，而政变者们巩固了他们对权力的控制，然后将阮玉书从政治舞台上铲除。[69]政府的文职部门被阮庆任命的人取代，在执政期间致富的阮玉书离开了政坛。[70]他离开政坛后的活动不得而知。1976年，阮玉书在西贡去世。[3]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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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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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Shaplen 1966，第145页.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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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衔
前任：
无 		第1任越南共和国总理
1963年11月6日—1964年1月30日 		继任：
阮庆
前任：
新设立 		第1任越南共和国副总统
1956年11月1日—1963年11月2日 		继任：
阮高祺
外交职务
前任：
以公使转任 		第1任越南国驻日本大使→第1任越南共和国驻日本大使
1955年—1956年 		继任：
裴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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