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杨廷和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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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杨廷和内阁 | |
|---|---|
 明朝内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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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日期 | 1517年11月28日 |
| 解散日期 | 1524年3月15日 |
| 组织与人物 | |
| 国家元首 | 明武宗（1517-1521） 明世宗（1521-1524） |
| 政府首脑 | 杨廷和 |
| 副政府首脑 | 梁储（1517-1521） 蒋冕（1521-1524） |
| 成员政党 | 卫礼派（政治立场） |
| 反对党 | 议礼派（政治立场） |
| 反对党领袖 | 张璁 |
| 历史 | |
| 前任 | 梁储内阁 |
| 继任 | 蒋冕内阁 |
第二次杨廷和内阁成立于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1517年11月28日），结束于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15日）。是明武宗统治下的最后一个内阁，亦是明世宗统治下的第一个内阁，由在家乡守丧期满的前任首辅杨廷和奉召返京组阁[1][2]。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521年4月20日），武宗在豹房驾崩，由于没有子嗣，内阁援引《皇明祖训》选立皇位继承人：武宗唯一的弟弟蔚悼王朱厚炜早殇，明孝宗绝嗣；上推至明宪宗家系，孝宗两兄（无名皇长子、悼恭太子朱祐极）无子即逝，四弟兴献王朱祐杬逝于正德十六年（1519年），其长子岳怀王朱厚熙早殇，次子为嗣位兴王朱厚熜。杨廷和遂按“兄终弟及”的原则征召朱厚熜出任皇帝，朱厚熜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27日）入京即位，是为世宗[3][4]。
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15日），杨廷和在大礼议之争中失利，请辞获准[5][6]；同日由次辅蒋冕继任内阁首辅。
内阁成员
[编辑]| 职位 | 姓名 | 备注 |
|---|---|---|
| 首辅 | 杨廷和 | |
| 次辅 | 梁储 | 梁储内阁续任，正德十六年（1521年）辞职[7] |
| 次辅 | 蒋冕 | 梁储内阁续任，本为武英殿大学士，正德十六年晋升谨身殿大学士[8] |
| 文渊阁大学士 | 毛纪 | 梁储内阁续任，正德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9] |
| 文渊阁大学士 | 袁宗皋 | 正德十六年入阁，同年逝世[10] |
| 大学士 | 费宏 | 第一次杨廷和内阁期间离职[11]，正德十六年复职[12] |
内阁大事记录
[编辑]武宗时期
[编辑]武宗在位期间，将大半心力投注于南征北讨，与主张勤修内政的杨廷和内阁多有抵触：
1.正德十三年（1518年）七月，武宗以边疆多有警报为由，自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前往征讨，以将领江彬、许泰备兵偕同北出塞外，令内阁草拟诏书。内阁大臣均认为不可，武宗遂再在左顺门召集百官面谕。杨廷和、蒋冕告病不去，梁储、毛纪则哭泣地进谏，众位大臣听后亦大哭，武宗仍然不收回成命。之后毛纪亦因借病不上朝，惟梁储坚持进谏数日，武宗亦不听从。九月十六日（10月20日），武宗以大将军“朱寿”肃清边境，自行加封为镇国公，梁储、毛纪进言反对，武宗不报批准，随后游历宣府、大同，直至延绥。梁储屡次上疏，均不予省察[13][14]。
2.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迅速攻占南康、九江，并计划出兵攻取南京，进而北上入朝监国[15][16]。南赣巡抚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募兵勤王，于同年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歼灭叛军并生擒朱宸濠[17]。武宗为肃清宁王馀党，遂决意亲自视察长江一带，令梁储、蒋冕随行，杨廷和、毛纪留守京师主持政务，展开将近两年的南巡。同年十二月，武宗在南京受朱宸濠降，之后仍不愿回朝，继续巡幸江浙地区，梁、蒋二人于是在行宫门前长跪上疏，请武宗早日班师回朝，武宗在处死朱宸濠后，最终于次年十二月十日（1521年1月18日）返京主政[18][19][20]。
世宗时期
[编辑]世宗即位之初，由于自旁系入继大统，尚不知如何运用皇权行事，朝政多委由杨廷和内阁处理。杨廷和改革吏治，节省浪费，清除宦官，颇有建树。然而，世宗在尊奉亲生父母的礼节上与杨廷和意见相左，导致杨廷和内阁终究失势垮台：
1.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521年6月1日），世宗下令群臣议定及生父朱祐杬的主祀及封号。以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孝宗为皇考（宗法上的父亲），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世宗认为此举等同于背弃亲生父母，无法接受朝臣的提议，双方陷入僵局[21]。七月三日（8月4日），新科进士张璁上《大礼疏》，认为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建议世宗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22]。世宗见此奏章后表示赞同，然而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世宗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只得让步。同年十月，世宗尊父亲为“兴献帝”，母亲为“兴献后”，并以太后礼迎母亲入宫[23]。
2.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发生火灾，杨廷和内阁借此宣称世宗尊父母为帝后，使得祖宗难容、五行失序，世宗只得暂称孝宗为皇考，孝宗皇后为圣母，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24]。次年十一月，时任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重提旧议，奏请世宗正式奉兴献帝为皇考，获得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人支持[25]，朝廷遂正式分化为以孝宗为皇考的“卫礼派”（杨廷和为首）与以兴献帝为皇考的“议礼派”（张璁为首）。世宗依从议礼派的主张，定于隔年重议兴献帝地位及尊号，杨廷和坚持原议，只得致仕归乡。
参考文献
[编辑]- ^ 《明史》（卷190）：“储惧不克任，以廷和服阕，屡请召之。廷和还朝，储遂让而处其下。”
- ^ 《明史》（卷16）：“（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亥，召杨廷和复入阁。”
- ^ 《明史》（卷190）:“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张永至阁，言帝崩于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殡大内，且议所当立。廷和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乃令中官入启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顺门下。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 ^ 《明史》（卷17）:“夏四月癸未，发安陆。癸卯，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大学士杨廷和等请如礼臣所具仪，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不允。会皇太后趣群臣上笺劝进，乃即郊外受笺。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
- ^ 《明史》（卷190）:“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后请益力。又以持考献帝议不合，疏语露不平。三年正月，帝听之去。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然犹赐玺书，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荫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给事、御史请留廷和，皆不报。廷和去，始议称孝宗为“皇伯考”。”
- ^ 《明史》（卷17）:“（嘉靖三年）二月丙午，杨廷和致仕。”
- ^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储五月致仕，加左柱国。”
- ^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冕正月加少傅谨身殿大学士。”
- ^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纪正月加少保，改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 ^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五月升吏部左侍郎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九月卒。”
- ^ 《明史》（卷109）:“（正德九年）宏五月致仕。”
- ^ 《明史》（卷109）：“（正德十六年）费宏四月召，十月入，加柱国少保。”
- ^ 《明史》（卷190）：“十三年七月，帝从江彬言，将遍游塞上。托言边关多警，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六师往征，令内阁草敕。阁臣不可，帝复集百官左顺门面谕。廷和、冕在告，储、纪泣谏，众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纪亦引疾，储独廷争累日，帝竟不听。逾月，帝以大将军寿肃清边境，令加封镇国公。储、纪上言：“公虽贵，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名既不正，言自不顺。臣等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祸也。”不报。帝遂历宣府、大同，直抵延绥。储等疏数十上，悉置不省。”
- ^ 《明史》（卷16）:“（正德十三年）秋七月己亥，录应州功，叙荫陞赏者五万馀人。丙午，复如宣府。八月乙酉，如大同。九月庚子，次偏头关。癸丑，敕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甲寅，封朱彬为平虏伯，朱泰为安边伯。冬十月戊辰，渡河。己卯，次榆林。十一月庚子，调西官厅及四卫营兵赴宣、大。壬子，次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十二月戊寅，渡河，幸石州。戊子，次太原。”
- ^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寻各官入谢，拜毕，左右带甲露刃侍卫者数百人。宸濠出立露台，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张目直视濠，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濠大怒，命缚燧，众骇愕，相顾失色。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呼曰：“孙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贼，敢擅杀耶？”顾燧语曰：“我欲先发，不听，今制于人，尚何言！”濠并缚之。讯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岂从汝反！”且缚且骂。贼捶折燧左臂，并缚逵，喝校尉火信等拽出惠民门外杀之。逵且死，骂曰：“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
- ^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年谱二》：（正德十四年六月）戊寅，（宸濠）袭南康，知府陈霖等遁。己卯，袭九江，兵备曹雷、知府汪颖、指挥刘勋等遁，属县闻风皆溃。濠初谋欲径袭南京，遂犯北京，故乘胜克期东下。
- ^ 《明史》（卷16）:“（正德十四年七月）甲辰，帝自将讨宸濠，安边伯朱泰为威武副将军，帅师为先锋。丙午，宸濠犯安庆，都指挥杨锐、知府张文锦御却之。辛亥，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副都御史王守仁帅兵复南昌。丁巳，守仁败宸濠于樵舍，擒之。”
- ^ 《明史》（卷16）:“（正德十四年）八月癸未，车驾发京师。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秘不发。冬十一月乙巳，渔于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贺于太监张阳第。十二月辛酉，次扬州。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
- ^ 《明史》（卷190）：“宁王宸濠反，帝南征，储、冕扈从。在道闻贼灭，连疏请驾旋。抵扬州，帝议南京行郊礼。储、冕计此议行，则回銮益无日，极陈不可，疏三上始得请。帝以宸濠械将至，问处置之宜。储等请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师。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灾异、边警，乞还乘舆。疏八九上，帝殊无还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堕帝前，色碧，又进御妇人室中，若悬人首状，人情益惊。储、冕危言谏，帝颇心动。而群小犹欲导帝游浙西，泛江、汉。储、冕益惧，手疏跪泣行宫门外，历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谕之起。叩头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许不日还京，乃叩头出。”
- ^ 《明史》（卷16）:“（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诛。甲午，还京师，告捷于郊庙社稷。”
- ^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命礼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礼部尚书毛澄请于大学士杨廷和，廷和出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为据，异议者即奸谀当诛。”时有待对公交车举人张璁者，为礼部侍郎王瓒同乡士，诣瓒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与汉哀、宋英不类。”瓒然之，宣言于众。廷和谓瓒独持异议，令言官列瓒他失，出为南京礼部侍郎，而以侍读学士汪俊代之。尚书毛澄会公卿台谏等官六十馀人上议：“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以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主考兴献王，叔益王。”帝览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于是廷和及蒋冕、毛纪等复上言：“程颐《濮议》，最得礼义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为万世法。兴献祀事，今虽以崇仁主，异日仍以皇次子后兴国，而改崇仁为亲藩。天理人情，庶无两失。”尚书澄、侍郎俊等六十馀人，亦复上议如廷和言。帝不听，仍命博考典礼，以求至当。已而廷和复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汉世祖不追崇南顿君。皇上取法二君，斯圣德无累。”澄等七十馀人又上议：“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为世。孝庙而上，称祖、曾、高，以次加称，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恩，断不可以称孝庙者称之也。”因录魏明帝诏文以上。留中不报。御史周宣、进士屈儒、侯廷训亦各奏议如礼官指，帝终不从。六月，敕修《武宗实录》，仍命礼官集议追崇大礼。”
- ^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正德十六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曰：“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宋英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往矣，称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 ^ 《明史》（卷17）:“（正德十六年）冬十月己卯朔，追尊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为兴献后。壬午，兴献后至自安陆。”
- ^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毕，清宁宫小房灾，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上言：“火起风烈，此殆天意。况迫清宁后殿，岂兴献帝、后之加称，祖宗神灵容有未悦乎？”给事中邓继曾上言：“五行火主礼。今日之礼，名紊言逆，阴极变灾。臣虽愚，知为废礼之应。”主事高尚贤、郑佐相继上言：“郁攸之灾，不于他宫，而于清宁之后；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馀。变岂虚生，灾有由召。”帝览之心动，乃从廷和等议，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复加矣。”
- ^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日与张璁讨论古礼，其议符合。至是上言大礼，并献席书、方献夫《议草》，疏曰：“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兴国太后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辨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事体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子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疏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