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阿克顿男爵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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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阿克顿男爵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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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34年1月10日  那不勒斯 |
| 逝世 | 1902年6月19日 （68岁） 泰根塞 |
| 墓地 | Tegernsee Cemetery |
| 母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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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 政治人物、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作家、大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哲学家 |
| 雇主 | |
| 政党 | 自由党 |
| 配偶 | Maria Anna Ludmilla Euphrosina von und zu Arco auf Valley |
| 儿女 | 理查德·里昂-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二代阿克顿男爵、Elizabeth Mary Catherine Dalberg-Acton、Mary Elizabeth Anne Dalberg-Acton、Annie Mary Catherine Georgiana Dalberg-Acton、John Dalberg Dalberg-Acton、Jeanne Marie Dalberg-Acton、Robert Dobson |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一代阿克顿男爵，KCVO（英语：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英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英文常简称“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
生平简介
[编辑]1834年，阿克顿勋爵生于那不勒斯(今意大利南部)。其祖父为约翰·阿克顿爵士，第六代从男爵，父亲斐迪南·达尔伯格-阿克顿爵士，第七代从男爵在他3岁时过世。其祖父约翰·阿克顿爵士在1701年来自族中较年轻的一支，曾先后移居法国、义大利，后因为家族较老嫡系无后，使他成为了阿克顿家族的大家长，继承了家族在施洛普的从男爵爵位和财产。其父斐迪南·达尔伯格-阿克顿爵士，第七代从男爵娶玛莉·路易斯·佩林为妻，其岳父艾末立克·乔瑟夫·沃夫冈·赫立伯特，第一代达尔贝格公爵来自一古老的德国贵族家庭，后入法籍，曾为拿破仑一世军官并于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代表路易十八。斐迪南·达尔伯格-阿克顿爵士，第七代从男爵1837年卒后，玛莉·路易斯·佩林1840年嫁格兰维尔·列弗森-高厄。达尔贝格女伯爵，黑恩斯海姆之继承人，成为了阿克顿的母亲。
早年
[编辑]约翰·阿克顿早年师从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后任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1859年至1865年任英国下议院议员。
美国
[编辑]约翰·阿克顿因为美国的联邦架构，与其对人民自由的保证，所以对这个国家极感兴趣。在南北战争期间，他完全支持美利坚邦联（即南军阵营）。他认为，在美利坚邦联里，州的权力优于中央集权政府；而在所有的历史先例中，中央集权都会导致暴政。他给首相格莱斯顿的笔记，使英国政府中许多人转而支持南军。南军投降后，他给罗伯特·李将军写信，道：“比起对滑铁卢之胜的喜悦，我对里奇蒙之败的悲哀更沉重。”
死亡和遗产
[编辑]约翰·阿克顿1901年染病，于1902年七月十九日在泰根塞过世。其子理查·里昂-达尔贝格-阿克顿，第二代阿克顿男爵继承爵位。安德鲁·卡耐基在其卒后立刻买下他丰富的藏书。这些收藏是为了研究而非展示用，因此当中充斥了他本人的笔记。卡耐基把这些藏书赠给了约翰·莫莱，第一代布莱克本的莫莱子爵，而莫莱又把这些藏书赠给了剑桥大学。
信念和影响
[编辑]政治
[编辑]1859年约翰·阿克顿返回英格兰定居，住进他位于施洛普的乡村别墅奥尔德纳姆。他也以爱尔兰卡洛自治市代表返回英国下议院，并成为格莱斯顿的忠实拥护者。然而他在政治上并不十分活跃，1865年大选结束了他的议员生涯。他在1868年再次以布里奇诺斯议员身分参选，但并未成功。
1869年维多利亚女王封他第一代阿克顿男爵；而他也与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关系密切，为知交。马修·阿诺德曾评论说“格莱斯顿影响了身边所有人，除了阿克顿，相反他受了阿克顿的影响。”
与天主教的关系
[编辑]影响
[编辑]名言
[编辑]| “ | 你的准则是不以评价他人的方式评价教皇和国王，并以善意假设他们不会做错，我对此无法接受。如果存在任何假设，那将与权力的持有人相对立，他的权力愈发增加，其对立就愈发增加。必须以历史责任弥补法律责任的缺失，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伟人几乎从来都是坏人，就算他们施加的是影响而不是权威。而当你以权威再加上腐败的趋势或必然，就更是如此。没有比以下说法更为离经叛道，即职位会使拥有它的人变得圣洁。就是在这一点上，对天主教的否定和对自由主义的否定相通并一直持续，而且目的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懂得如何使得其手段变得正当。 （I cannot accept your canon that we are to judge Pope and King unlike other men, with a favorable presumption that they did no wrong. If there is any presumption it is the other way against holders of power, increasing as the power increases. Historic responsibility has to make up for the want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even when they exercise influence and not authority: still more when you superadd the tendency or the certainty of corruption by authority. There is no worse heresy than that the office sanctifies the holder of it. That is the point at which the negation of Catholicism and the negation of Liberalism meet and keep high festival, and the end learns to justify the means.） |
” |
| ——阿克顿1887年《致书信予曼德尔·克雷顿》（Letter to Archbishop Mandell Creighton，讨论“自由与权力”）[1][2] | ||
上句出自阿克顿1887年《致书信予曼德尔·克雷顿》（Letter to Archbishop Mandell Creighton，讨论“自由与权力”），亦为阿克顿最广为人知的格言。晚年在剑桥大学讲授法国大革命史，有集稿《法国大革命讲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 Lea）指称阿克顿的史学太过道德化，其著述被人讥为“阿克顿通谕”。
参考文献
[编辑]- ^ Letter to Bishop Mandell Creighton, April 5, 1887 published in Historical Essays and Studies, edited by J. N. Figgis and R. V. Laurence (London: Macmillan, 1907)
- ^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出版社：The Becon Press（美国麻省波士顿），年份：1949年，第364页。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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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王国贵族爵位 | ||
|---|---|---|
| 新爵位 | 阿克顿男爵 1869–1902 |
继任： 理查德·里昂-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二代阿克顿男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