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明
| 杨文明 Dương Văn Min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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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共和国第4任总统 | |
| 任期 1975年4月28日—1975年4月30日  | |
| 总理 | 武文牡 |
| 副总统 | 阮文玄 |
| 前任 | 陈文香 |
| 继任 | 无，西贡沦陷 |
| 越南共和国第1任军人革命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63年11月2日—1964年1月30日 | |
| 前任 | 吴廷琰 （总统） |
| 继任 | 阮庆 |
| 任期 1964年2月8日—1964年8月16日 | |
| 前任 | 阮庆 |
| 继任 | 阮庆 |
| 任期 1964年9月8日—1964年10月26日 | |
| 前任 | 阮庆 |
| 继任 | 潘克丑 （国家元首）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16年2月16日 法属印度支那美湫省美湫（现前江省美湫市） |
| 逝世 | 2001年8月6日（85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 |
| 国籍 | 越南共和国（1955－1975） 美国（1988－2001） |
| 政党 | 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各力量联盟 |
| 配偶 | 陈氏琅（Trần Thị Lang） |
| 亲属 | 一名兄弟：杨文日（Dương Văn Nhựt，越南南方解放军大校） |
| 宗教信仰 | 佛教 |
| 军事生涯 | |
| 效命 | 越南共和国 |
| 军种 |  越南共和国陆军 |
| 服役年份 | 1940－1964 |
| 军衔 |  大将（四星上将） |
| 统率 | 军人革命委员会主席 (1963年11月－1964年1月) |
| 参与战争 | 西贡战役、红树林行动、1963年南越政变、西贡沦陷 （被俘） |
杨文明（越南语：Dương Văn Minh，1916年2月16日—2001年8月5日），越南共和国军事、政治人物。在总统吴廷琰任内，他是越南共和国陆军的高级将领。1963年，杨文明参与推翻吴廷琰总统的政变并将吴廷琰杀害，随后成为军人革命委员会主席。但他仅仅担任了三个月的国家元首，就被阮庆发动政变推翻。
1975年4月28日，在共产主义势力兵临西贡城外时，杨文明接替陈文香成为代理总统，也是越南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两天之后西贡沦陷，他向越南人民军投降。
杨文明拥有6英尺（183公分）的身高和200磅（90公斤）的体重，大幅高于越南人的平均身高，因而获得“大明”（Minh Lớn）这个绰号。在越南习惯以个人名（tên chính）来称呼一个人，故而多称他为“明”（Minh）。“大明”绰号也用来将其与同为南越将军的陈文明区别开来，陈文明的绰号为“小明”（Minh Nhỏ）。[1]
早年生涯
杨文明出生在湄公河三角洲美湫省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曾在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政府财政部担任重要职务。[2]他进入西贡顶级的殖民学校——沙瑟卢-洛巴学院（Collège Chasseloup-Laubat，今胡志明市黎贵惇普通中学）学习，[3]在那里成为柬埔寨国王诺罗敦·施亚努的校友。[4]与同班同学不同的是，他拒绝了法国国籍，而是加入由当地人组成的法国殖民军队——本土军团（Corps Indigène）。[3]
1940年，他成为一名军人，[2]成为仅有的五十名毕业于法国巴黎军事学校的现役越南人军官中的一员。[5]1940年代，大日本帝国入侵印度支那，自法国手中夺取控制权。杨文明被逮捕，在日本宪兵队的酷刑折磨下他只剩下了一颗牙齿。他笑的时候一直露出唯一一颗牙齿，这被他认为是没有牙齿的一个标志。[5]
对抗平川派及和好教
1952年，杨文明转而为法国支持下的越南国军服役。[2][3]1954年，他被越盟抓获，在扼杀一个看守并打败几个人后成功逃脱。[6]
1955年，他率领越南国军参加西贡战役，解除了平川派犯罪团伙在堤岸市区的私人武装。战胜平川派后，吴廷琰把注意力转向和好教，决定征服它。6月5日，杨文明率领的越南国军与黎光荣率领的和好教武装在芹苴交锋。和好教的五个营迅速投降；到月底为止，黎光荣及其他三名领袖逃往柬埔寨边界。[7][8]在杨文明的突袭下，其他三名领袖的士兵最终投降，但黎光荣的士兵却抵抗到底。[7][8]在意识到无法击败杨文明后，黎光荣的武装为避免越南国军使用自己抛弃的资源，便破坏了基地，退入丛林之中。[9]在那年剩馀的时间里，黎光荣率领三千名追随者一直逃避杨文明的追捕。[9]翌年4月13日，黎光荣被侦察队抓获，随后处决，[7][10]其馀部众被杨文明击败。[10][11]
对平川派及和好教的胜利是杨文明军旅生涯的巅峰。获胜后，杨文明参加阅兵仪式，当他的吉普车到达阅兵台前，吴廷琰拥抱并轻吻了他的双颊。[5]在对平川派控制的城市发动清洗后，他在西贡百姓中尤为受欢迎。[3]这也使他获得美国官员的赏识，尽管他的英语很差，但仍被送往美国，在堪萨斯州的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学习。[4]
1960年11月，越南共和国发生一场针对吴廷琰的未遂政变。此时杨文明早已对吴廷琰不抱幻想，在总统府被包围之时，他没有参加防御，而是在自己西贡的家中。作为回应，吴廷琰任命他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在这个职位上他对军队没有影响力，若是要发动政变也没有军队可以指挥。[12][13]根据霍华德·琼斯的说法，杨文明“负责三部电话”，直到吴廷琰被推翻之时仍然担任这个职务。[5]
推翻吴廷琰
杨文明与同样遭受吴廷琰怀疑而被剥夺军队指挥权的陆军参谋长陈文敦一起，[14]前往泰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训练进行观察。[15]在泰国，他们得知了吴廷琰对佛教徒的政策引起了地区不安。[16]
在9月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会面中，杨文明不断责备吴廷琰，公开谴责由吴氏家族的勤劳党创立的极权国家。[17]保罗·D·哈金斯说杨文明“我在场的时候，（他）除了向我抱怨政府及其处理方式，甚么也没做。”哈金斯怀疑杨文明宣布了普遍的公众觉醒。[18]
9月末，甘迺迪总统派麦纳马拉-泰勒代表团来调查南越的政治及军事情况。还包括调查一个陆军政变。杨文明表达与劳勃·麦纳马拉及马克斯维尔·泰勒会面的兴趣，因而组织了一场网球双打比赛。麦纳马拉注视著泰勒与杨文明打球，在中场休息时，他们对此话题作出明白的暗示。[19]对此杨文明没有显示出任何想要发动政变的迹象，让二人十分困惑。后来杨文明向泰勒传递抱怨华盛顿对政变缺乏支持的消息。[19]吴廷琰在1963年佛教徒危机中变得十分不受欢迎；美国透过中央情报局了解到越南将军们不会反对吴廷琰被推翻。杨文明是当时第二高军衔的将军，1963年11月1日，他发起推翻吴廷琰的政变。[20]
中午，杨文明命令自己的警卫阮文戎逮捕了吴廷琰最亲密和最忠诚的朋友黎光松上校。由于数月前黎光松在吴廷瑈的指示下伪装成普通军人查抄舍利寺，致使军方受到责难，将军们痛恨他。[21][22]黄昏，阮文戎带著黎光松和他的兄弟黎广召少校，开车押往空军基地的角落，[23]强迫他们跪在两个刚挖的坑里，随后开枪处决并掩埋。[21]11月2日早晨，吴廷琰同意投降。陆军军官原本仅仅希望流放吴氏兄弟，并承诺他们人身安全。[24][25]
杨文明和陈文敦请求卢西恩·科奈恩秘密派一架美国飞机来，将兄弟二人送往国外。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提议说如果将军们决定流放吴廷琰，他也应该被派到东南亚以外。[26]他继续预感到被他称为一场“宫廷的诸神的黄昏”开始。[27]
接著杨文明来到嘉隆宫，派一辆装甲运兵车来转移吴氏兄弟，其他人著手一场正式仪式以及由电视播报权力移交给军人革命委员会。[25]杨文明以一身戎装出现，监视对吴氏兄弟的逮捕，却发现他们已逃跑，在一个安全的场所，使他甚感羞辱。他发现吴氏兄弟半夜逃跑、使得叛军攻击一座空的建筑物时，令他颇感受辱。[5]然而吴廷琰藏身之处被发现并被包围，杨文明派枚有春将军、阮文官上校、及警卫阮文戎、杨孝义前去逮捕他们。[28]
吴氏兄弟被捕后，阮文戎与杨孝义护送他们坐在装甲运兵车上。在护送前出发前，杨文明向阮文戎伸出两个右手手指，据称是命令将其杀害的意思。[2]半路上，阮文戎将吴氏兄弟杀害，兄弟二人尸体上布满弹痕。[2]据调查陈文敦后来确定，阮文戎与杨孝义不断刺伤吴氏兄弟后，向二人射出子弹。[29]二人的尸体被送往军部时，将军们震惊了。[30]陈文敦命令另一位将军向媒体宣称，吴氏兄弟遭遇事故死亡，自己前去杨文明办公室对质。[30]
- 陈文敦：他们为甚么死了？
- 杨文明：他们死了又有甚么关系？[30]
陈文敦说杨文明以一种“傲慢”的语调回答他的问题。[30]此时枚有春通过敞开的门进入杨文明的办公室，不顾陈文敦的在场。枚有春立正敬礼，报告“Mission accomplie”（法语，意为“任务完成”）。[30]
杨文明让他的下属报告称吴氏兄弟已经自杀。许多不清晰或相互矛盾的说法随之产生。杨文明说：“由于疏忽，车内有一把枪。他们使用这把枪自杀了。”[31]科奈恩迅速意识到将军的故事是个谎言。[32]随后不久，吴氏兄弟血淋淋的尸体照片在媒体上出现，揭穿了将军的谎言。[33]陈文敦声称暗杀行动不在计划内，得到洛奇的充足证实，洛奇告诉美国国务院“我确信暗杀行动不是他们指示的”。[34]在政变数天后与科奈恩和洛奇的会面中，杨文明和陈文敦重申了他们的立场。[34]
统治
11月6日，杨文明上台，成为军人革命委员会十二名将军中的一人。为粉饰其是一个文官政权，在军人革命委员会的监督下，吴廷琰的副总统阮玉书被任命为总理。[35] 虽然表面上阮玉书是吴廷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但他依附于吴氏兄弟而且鲜有影响力。[36]吴廷琰看不起他，禁止他参与任何政治决策。[37]阮玉书知道将军们希望让自己出任新政府首脑来作为过渡，借此优势他与将军们讨价还价，要求组建内阁。美国人承认了杨文明，并立即恢复了在吴廷琰掌权末期被惩罚性切断的援助计划。[38]
吴廷琰倒台后，先前因佛教徒危机和查抄舍利寺而引发的各种美国制裁被解除。美国解冻了经济援助，已暂停的商业进口计划及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主动权被解除，阮玉书及杨文明获得承认。[38]新政权的第一个命令是由杨文明签署的临时宪法第一号，正式中止了吴廷琰创立的1956年宪法。[38]据说杨文明爱打麻将，爱在精英运动员圈子里打网球，[2]照料他的花园，透过举办茶话会来对抗越共、统治国家。[4]他被批评为无精打采且漠不关心。[39]根据斯坦利·卡诺的说法，杨文明向他悲叹自己在军人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角色，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种植兰花、打网球”。[2]
由杨文明解除吴廷琰的审查制度使西贡报纸重新开张，西贡的报纸报导称，军人革命委员会中十二名将军的权力一样大使得委员会无法正常运作。每位成员都能行使否决权，使他们能够拒绝服从政治决策。[40]阮玉书的文官政府被内斗所困扰。根据阮玉书的助手阮玉辉的说法，陈文敦和尊室订两位将军同时出任文官内阁中的职务，军人委员会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陈文敦和尊室订在文官政府中是阮玉书的下属，但二人都是军人革命委员会成员，因而凌驾于其上。当阮玉书下达将军们不同意的命令时，他们回到军人革命委员会中下达一个对著干的命令。[41]
新闻界猛烈抨击阮玉书，指控他的文官政府是军人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工具”。[42]他在吴廷琰总统任内默许腐败也引起了质疑，他被指控帮助吴氏兄弟镇压佛教徒。阮玉书宣称他曾支持查抄佛寺，还宣称如果没有杨文明的请求他本应该辞职。杨文明宣布阮玉书从政变的“最开始”就参与了策划，并对军人革命委员会具有“充分的信心”，借此为阮玉书具有反吴廷琰的资质而作出辩护。[42]
1964年1月1日，由范玉草为军人革命委员会选出的一个“人士委员会”亮相，其中包含六名文官领袖。其工作是为了给予政府中军人及文官派系一个关于改革人权、宪法及法律系统的视角。[43]此委员会几乎完全由专业人士及学术领导者组成，没有来自农业和工人运动的代表。它迅速陷入无尽的讨论，在起草新宪法这一初始任务上未能获得成功。[43]
杨文明和阮玉书叫停了吴廷瑈的战略邑计划。吴廷瑈大力宣传此计划是解决越共暴动难题的方法，相信将农民的大规模迁移进筑有防御工事的村邑里能够将越共从农民的支持基础中孤立。根据军人委员会的说法，仅仅有8600个战略邑在西贡的控制下，仅占20%，其他被共产主义者占据，反驳吴廷瑈获得广泛成功的宣称。委员会加固了这些被认为是可防守的村邑，其馀的被拆除，居民遣散回到自己祖传的土地。[44]
杨文明统治下，大量的官员向吴廷琰看齐。许多官员在无指控状态下任意逮捕人，大部份人后来获得释放。尊室订和新的国家警察总监枚有春掌握内政部，被一致指控逮捕人时，在收受贿赂或获得忠于他们的承诺后将人释放。政府被批评在权力突然转变期间解雇了大量吴廷琰由直接任命的省、区领导，导致了法律与秩序的崩溃。[40]
临时政府缺乏政策和计划的方向，导致了其快速崩溃。[45]随著吴廷琰的倒台，由于军队进入市区，许多由越共叛军教唆的农村攻击此起彼伏。人们越来越认为现状不如吴廷琰时代。1963年夏季，越共的袭击事件迅速增加，武器损失率恶化，越共叛变的比率也下降。参加政变的军队回到战场以抵御一场可能来自共产主义者的大规模乡村攻势。吴廷琰政府官员们对军事统计的弄虚作假导致了误判，吴廷琰死后显现出各种军事挫折。[38]
被阮庆推翻
军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阮庆将军开始策划推翻它。阮庆曾参与先前的政变，期望得到大量报酬，但其他将军们认为他不可信任，将其排除在军人革命委员会之外。[46]之后，更是将他调往远离西贡的北方前线率领第1军。[47][48]阮庆后来宣称他在吴廷琰统治下已经建立情报机构基础设施来清除越共，但杨文明的军人革命委员会解散了它，并释放共产主义囚犯。[49]阮庆借助于控制西贡附近军队的陈善谦将军，以及杜茂、阮正诗。[50]阮庆一伙向美国官员散布谣言，称杨文明他们将要宣布南越中立，并与北越签订终战的和平条约。[51][52]
1964年1月30日，阮庆通过不流血政变推翻了杨文明一伙，将军人革命委员会解除了武装。[53][54]杨文明、陈文敦和黎文金醒来后，发现敌人包围了自己的房子，以为是一些不满的年轻军官搞的唐吉诃德式的噱头。[55]
阮庆利用这场政变来报复杨文明、陈文敦、黎文金、尊室订及枚有春。他将五人逮捕，宣称他们是法国中立主义阴谋的成员。阮庆引用他们于1950年代初曾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国军服役作为证据，虽然阮庆也曾在该军服役。[56]阮庆同时也将杨文明的警卫阮文戎枪决，民众因而害怕阮庆会带回吴廷琰时代而引发骚乱。[57][58]后来阮庆说服杨文明留任国家元首。这不完全是由于美国官员的压力，美国官员认为受欢迎的杨文明将会是统一和稳固新政权的代理人。然而阮庆迅速将杨文明排挤。[59][60]
据报导杨文明对自己曾被这位不择手段的新贵年轻军官罢免而感到愤怒。他也为自己的将军同伴们，以及30名自己的下级被捕而感到不安。杨文明要求给予他们自由，作为同意留任的回报阮庆释放了他们。与此同时，阮庆无法证实他对抗将军们的主张。[61]
阮庆主持了于5月举行的审判。[56]在获准担任审判小组的一名顾问前，杨文明被敷衍地控诉以滥用少量金钱。[60][61]其他将军们最终被阮庆询问“一旦你再次于军队服役，你不要报复任何人。”[56]随后特别法庭得到将军们的“祝贺”，却发现他们“道德松弛”，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观念”难以胜任指挥军队，只限于在办公桌前工作。[56]阮庆的行动在陆军军官间产生了分歧。1965年阮庆被罢免时，他提交了档案材料证明杨文明及其他将军们无罪。[62]Robert Shaplen说“此案件……仍旧是阮庆最大的难堪之一”。[61]
八月与九月同阮庆的争权
8月，阮庆起草了一个新的宪法，该宪法扩张了其个人权力并削弱了杨文明的权威，将其逐出权力中心。然而市区内爆发大型由佛教徒领导的示威，要求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及新宪法，却仅仅削弱了阮庆。[63]作为回应，阮庆回忆起吴廷琰时代的罗马天主教统治，阮庆给予了佛教徒特许权，引起陈善谦和阮文绍这两位天主教徒的激烈反对。他们决定去除阮庆、支持杨文明，并雇佣了许多军官。[64]陈善谦和阮文绍寻求泰勒，并试图得到一份发动针对阮庆的政变并拥立杨文明的私人担保，但美国大使担心对政府产生有害影响，不希望领导层发生更多变化。这阻止了陈善谦集团的政变企图。[65]
将军们于8月26日至27日举行了一次会议，阮庆和陈善谦互相指责对方激化了国家的骚乱。[66]阮文绍和另一位天主教徒将军阮有固提议换掉阮庆和杨文明，但被后者拒绝。据称杨文明宣称阮庆是唯一一个能够从华盛顿获得经济援助的人物，所以他们支持他，驱使陈善谦愤怒地说：“显然阮庆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傀儡，我们已经对美国政府告诉我们该如何运转内部事务而感到厌倦了。”[66]阮庆说他会辞职，但领导层的人选未能达成共识，[66]在高官更多的争论之后，8月27日同意由阮庆、杨文明和陈善谦三人统治两个月，直到一个新的文官政府建立。[65]随后此三人组将伞兵带到西贡，结束了骚乱。然而，这三人组由于内部分裂而无济于事。阮庆在决策中占首要地位，陈善谦和杨文明被边缘化。[65]
9月13日，在佛教徒的压力下而被阮庆降职的罗马天主教将军林文发和杨文德二人，在天主教势力的支持下试图发动政变。在一天的僵持后政变失败。[67]在政变中，杨文明保持远离事件，激怒了阮庆，阮庆与他开始长期的对抗。至10月底，詹森政府变得越来越支持泰勒对杨文明的消极看法，并作出如果阮庆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美国的利益将会最大化的结论。美国人最终给杨文明一次“善意的旅行”，使他在不尴尬的情况下退出政坛，而陈善谦受政变牵连则被驱逐到华盛顿担任大使。[68]
9月，在杨文明被派往海外的前不久，军方决定建立一个假装成文官政府的国家高级委员会，来向宪政统治时期过渡。阮庆让杨文明选择该组织的17名成员，他选出的成员全是赞同自己的人。他们随后做出推荐一名有权力的国家元首的决议，这个人选很有可能是杨文明。阮庆不希望他的对手掌权，因而与美国人说服国家高级委员会分散了固有权力，使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职位无法吸引杨文明。[69]随后委员会选出潘克丑为国家元首，潘克丑选出陈文香担任总理，而军方仍旧掌握实权。[70]到年底，杨文明结束旅行回到越南。[71]
阮庆及一众年轻军官决定让杨文明及其他在1月政变中反对他的将军强制退役25年；表面上这是因为阮庆等认为他们暮气沉沉而且效率地下，但心照不宣地，而且也是更加重要地，是由于他们是权力上的潜在对手。[72]根据阮庆及其少壮派的说法，此团伙由杨文明领导，正在策划让佛教徒重获政权的阴谋。[71][73]
潘克丑的签名被要求通过裁决，但他将此事提交给了国家高级委员会，[73]委员会拒绝了这个请求。[74]12月19日，将军们解散了委员会；数位成员、其他政治家们及学生领袖被捕，[73][75]而杨文明及其他年老的将军们被捕并用飞机送往波来古，随后开除军籍。[71]
流亡
杨文明流亡曼谷，在那里他忙于自己的爱好，例如照料花园和打网球。[3]他仍然有许多美国朋友，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人曾经在这段时期内支持他并为他支付牙医帐单。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公开鄙视他，在公众场合以下流话提到他。作为回应，杨文明在1968年写了一篇亲战的文章给受尊重的《外交》季刊，谴责共产主义者并拒绝分享权力的协定。这有助于他得到美国的支持摈结束流亡生涯。[4]
杨文明反对阮文绍将军，此人仍然获得美国的支持。1971年，杨文明计划与阮文绍角逐总统宝座，但由于可能的反对者们受到一系列限制，显而易见选举是被操纵的，因而他退出。[4]阮文绍后来成为仅有的一名候选人并继续掌权。杨文明在此后保持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形象，且在政治上相对不活跃。[3]
杨文明被认为是“第三股力量”的潜在领袖，他能够与北越达成妥协不通过武力达成最终的重新统一。北越政府小心回避了评论或谴责杨文明，而他的兄弟杨文日是一名北越的将军。1973年，杨文明提出了他自己为了越南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是阮文绍和共产主义者提议的折中方案。然而阮文绍拒绝任何妥协。[4]
第二个总统任期
1975年4月底，阮文绍总统逃往台湾，于4月21日将政权交给副总统陈文香。陈文香著手与北越进行和平对话。然而在友好提议遭拒后，陈文香辞职。[76]1975年4月27日，北越对西贡发起主要进攻，在上下两院的联席会议中，一致批准将总统之位交给杨文明，次日杨文明宣誓就职。法国政府认为杨文明会破坏停火协议并鼓吹自己的掌权。[3]另有假设认为杨文明有优柔寡断的名声，各方势力认为他们能够为达到自身目的而操纵他相对容易。[4]广为人知的是杨文明与共产主义者长期存在联系，[77][4]可以假定他有能力建立一个停火协议并重启谈判。[78][79][80]这个期望完全不切实际，因为北越在战场上已经具有压倒性优势、最终胜利触手可及，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分享权力，而不顾西贡的任何政治变动。[81]
1975年4月28日，北越人民军在首都外围激战。[82]下午过后，杨文明总统结束了提名演讲，他呼吁立即停火并展开和平对话，[4]就在这时五架自越南共和国空军俘获的A-37攻击机轰炸了新山一空军基地。[83]边和沦陷，第3军指挥官阮文全将军逃到西贡，说大部份南越陆军领导实际上已放弃抵抗。[84]杨文明的就职典礼被作为南越官员不会与共产主义者妥协的一个预兆。他们开始收拾行李离开，或自杀以避免被俘。[85]
越南人民军的纵队在遭遇甚少抵抗的情况下推进到市中心。[86]除了湄公河三角洲的南越军队仍旧完好无损且具有战斗力外，[87]南越军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就在4月30日05:00之前，[86]美国大使葛拉汉·马丁登上了一架直升机离开，至7时53分，最后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撤离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屋顶。[88]10时24分，[86]在阮有幸将军的建议下，杨文明总统来到电台，命令南越军队停止战斗，随后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宣布：“越南共和国的政策是和平与和解的政策，旨在避免我们的人民流血。我们在这里等待临时革命政府接管权力以避免无用的流血。”[4]
大约在中午，一辆北越的坦克冲破了独立宫的大门。[86][89]当共产党军队进入西贡的独立宫时，他们发现杨文明及其内阁成员坐在内阁会议室巨大的椭圆形桌子前等著他们。他们进入后，杨文明说：“革命到来了。你们在这里。”[4]他又补充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们，以便准备将权力交给你们。”带头的北越军官裴信上校回答：“不存在你移交权力的问题，你的权力早就瓦解了，你无法交出你不再拥有的东西。”[90][2]下午的晚些时候，杨文明再次来到电台，说：“我宣布西贡的各级政府彻底解散。”[4]
在他正式投降之后，他被召回做汇报。几天以后，杨文明获准回到自己的别墅。这与其他大部份留下的军人及公务员不同，[3]他们则是被送往再教育营，至于高级官员来说往往要在里面关超过十年。[91]他在那里隐居了八年，继续养鸟、种植异国的兰花。[4]可能是河内断定杨文明在战争的最后年月里没有积极反对他们，因此让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平静生活，且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3]
第二次流亡
1983年，杨文明获准移民法国，定居于巴黎附近。又有人认为共产党以淡出政治和历史为基本原则准许他离开国家。1980年代末期，有推断称他获准返回越南度过馀生，但这并没有发生。[3]1988年，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和自己的女儿杨氏春梅（Dương Thị Xuân Mai）一起度过。后来他需要轮椅代步。[2]流亡期间，杨文明保持沉默，不谈论越南的事件，也不写回忆录。[4]
死亡
2001年8月5日，杨文明在帕萨迪纳的自宅中摔倒，随后被送往该市的汉廷顿纪念医院，次日逝世，享年85岁，[2][4]葬于加利福尼亚州惠提尔的玫瑰岗纪念园。[3]大部份海外越侨拒绝哀悼他，这些越侨至今仍对他命令南越军人放下武器而感到愤怒，并认为越南共和国政权的覆灭应归咎于他。[4]
参考资料
- ^ Dương Văn Minh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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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General Duong Van Minh Dies at 86", Asian Week, 17–23 August 2001
- "Gen. Duong Van Minh Buried at Rose Hill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os Angeles Times, 19 August 2001
- "Duong Van Minh, 85, Saigon Plotter, Dies", New York Times, 8 August 2001
| 官衔 | ||
|---|---|---|
| 前任者： 吴廷琰 |
军人革命委员会主席 1963年–1964年 |
继任者： 阮庆 |
| 前任者： 陈文香 |
越南共和国总统 1975年4月28日 – 1975年4月30日 |
继任者： 阮友寿 为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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