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河南的地域歧视

本文列出中国大陆对河南的地域妖魔化现象。

现象

河南地处中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对其的评价相对正面“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清代、民国时期对中原风俗也持相同的看法。而抗日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针对河南的大规模妖魔化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河南血祸，针对河南的地域歧视由此开始明确化。有工厂曾明确注明“河南籍员工已招满”，深圳一地方派出所直接在街上布告出所谓“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警示横幅。社会上还流传“没有河南人，就没有防盗门”的流行语，一些人对河南人的印象是“偷井盖的”、“卖血的”、“收破烂的”。

成因

从政治层面上讲，在中国大陆，由于省域作为集权制中央政府行政区划的地理单元，而非独立完备的教育、立法、政治、语言、文化、信仰等功能、权力和精神的结构、实体或组织，以此为单位和尺度的认识在某些自然属性及相关统计学特征等范畴外并不具备确定、客观的认知和推论价值。与其他歧视现象一样，以偏概全、区别对待的逻辑基础同样不堪一提。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存在之对语言对语词的依赖，人类概念化的认知形式、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等等被不当使用时可能引发的混乱认识和错误观念使得由此产生的这一既存定势在一段时期内难以彻底拔除。现实和有价值的问题是该现象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因素和前提条件，以及社会对该现象的调节控制能力。虽然河南地区人口众多，但相较于四周接受河南移民的所有省份，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有论者分析有关现象的原因，综述如下：

经济文化衰落、战乱灾荒移民

参见：咸丰黄河大改道、1942年河南饥荒、走西口、闯关东、信阳事件和河南“75·8”溃坝事件

近代以来中原地区丧失古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由于外敌入侵、战乱和黄河泛滥等原因，社会经济饱受摧残。典型的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遭受严重持续的蝗旱涝灾，更由于当时战乱期间政府为阻挡日军人为掘开黄河郑州花园口段河堤，致使黄泛区及中原官话区范围内大规模难民流离失所，并向西北地区或他处移民。类似地，现当代历史上苏北一带的难民在苏南及上海等地遭遇的偏见同样基于相似的缘由。据推断，针对该地域持续、规模性的偏见大约始于这些地区。（80年代以前交通不便，江浙的河南移民的比例极少）明、清及至民国时期，并未见有对该地区的系统性偏见；而明代持“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王士性认为，这一地域“俗淳厚质直”。

血浆经济曾造成艾滋病疫情泛滥

主条目：河南血祸

高耀洁医生率先披露该省局部农村地区的由政府卫生部门制售贩卖血制品牟利导致的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现象。此事被一些人夸大为“河南问题”。但高耀洁等随后指出，此问题在大陆绝大多数省区市农村普遍存在，高耀洁指出由于卖血和输血导致艾滋病的感染，这绝对不是个例。同样，这也不是河南一个省的问题。只是因为河南出了个高耀洁，把河南的盖子揭开了，其他省份，比河南更加严重的比比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很多河南农民都是跑到那里（外省）去卖血的。去年年底，报纸揭露黑龙江北安农场医院非法采血，一个卖血者感染了19个。吉林省德惠市一个姓宋的艾滋病感染者，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连续到政府血站卖血17次，造成21个人感染艾滋病。

受累于计划体制下的不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资源高度垄断，政策倾斜投入北上广深地区，中西部地区没有政策的支持，人才外流空心化，多年来经济发展迟缓，滞后是根本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文化发展失衡，更与现行制度下地区间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有关——该省长期被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为“确保农业基础”，开放程度在中部六省最低，2006年末的数据显示相关开放指数仅为2%，远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同样，该省人口基数居全国之首，而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人均资源占有较少、高等教育落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多而中产阶层和文化阶层比例相对较小。中国作为世界上极少数实行户籍制管理人口的国家，城乡身份的二元划分以及部分民众或企业以籍贯论人行事的做法，使得输出大量农民工的该省之农民不时处于不公或被歧视的境况。而在社会公共权益方面，以高等教育为例，国家以省域划分、配置和限制公共教育资源使得该地域在内的一些地区民众在权利上遭受实质性的损害，是近年被广泛批评和诟病的来自官方的歧视现象。例如，中国社科院哲学学者徐友渔批评指出：“北京考生考上北大的概率是河南的60倍，贵州的34倍”。而相应管理部门的不作为，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对现状的维护。

中国媒体渲染

新兴大众传媒专门针对该地域此类现象以及相关议题的挖掘，整理并炒作、对“原阳大米”事件的不问究理和选择性关注态度、未有事实依据的“集体行讨”报道、“苏丹红”事件前期的轻率结论；涉嫌商业竞争而捏造的“有毒面粉”纠纷、域外冒名的商业造假风波等等媒体制造的系列恶性事件和不当行为使得该地域作为抽象概念与具体形象在大众认知、心理中被广泛、深远地误导和传播。

相关现象暴露和折射出大陆体制和社会存在的严重腐败、普遍造假现象；部分媒体功利媚俗的心态、以及道德质素和管理水准较为低下的现状；同时该现象反映出普通民众对政府对社会作为强大政治对象强烈不满又无能为力转而发泄怨恨于特定目标的敌视情绪。由于部分媒体对发行量、网站对点击率和人气的片面追求，来自该地区的负面新闻几乎总会以更高的几率以刻意或者夸张的方式向读者报导。而在某些大型门户网站如网易、腾讯、凤凰网（2009年至今几乎天天都会炒作河南的负面新闻）等新闻版面或推送消息中经常会有该地区的丑闻被推荐在显要位置，甚至更有将其他省份的负面资讯篡改，冠以“河南”加以推介。对此，省内的媒体部分的论坛不时会有网民对于不实报导和不道德媒体的讨论、谴责。

受中国沙文主义、集体主义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所依赖和仰仗的群族观念与部落意识根深蒂固，这种意识倾向于以内部的血缘、宗族关系和外部的社会、政治身份甚至是某些偶然的群族属性来认识和标签人的本质。古有“九族”、“诛连”之理，当代大陆的身份政治更是变本加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来自官方的各种“身份歧视”层出不穷。另外由于官方长期推行强烈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斗争”思维、“集体主义”宣传以及“爱国主义”教育，而“教育”本身培养人的认识能力、批判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功能严重缺失，容易导致个体的权利、价值与尊严被忽视甚至践踏，并造成盲目的“自我”中心的歌功颂德、以邻为壑的“沙文主义”；而将“非我”“他者化”乃至“妖魔化”的集体无意识，凡此种种强化甚至造就了地域歧视所依赖的心理基础与社会环境。

相应地，民众心智不成熟，缺乏现代化社会以为基础的“公民”意识，而地域意识与地域歧视正是传统“私民社会”和小农意识的反映和结果。类似地，“南人”、“北人”之争在历史上在现实里同样源远流长绵延不绝。鉴于此类偏见也在不少中、高等教育人群中附和与散播，有分析认为大陆教育缺乏培养民众尊重他人、言行负责、独立思考、理性辨识和审辩式思维能力。

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的破窗效应理论等可以为该现象做解。这一现象同时也为研究大众传播和歧视现象的专家、学者所研究、关注。

官司

在首例地域歧视案中，互联网门户网站网易于2006年2月设计、制作了题为《任诚宇、李东照河南人名誉卫士》的专题网页并引用了上海新闻晚报歪曲、捏造的侮辱、歧视性报道。李东照在浏览之后认为，“网易公司持有偏见，以失真、捏造、歧视性、攻击性的旧闻为素材，网页上带有大量侮辱性言词，其行为侵犯了自己的生存健康”，因此将具有代表性的网易等媒体告上法庭。2008年6月18日，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受理了此案。不过现在网易在填写评论的窗口旁增加了“文明社会，从理性发贴开始。谢绝地域攻击。”的提示。

应对

针对种种不客观、非理智的言行，该省媒体以及各界人士曾经力图分析、澄清乃至诉诸法律，如马说等编写了《河南人惹谁了》一书、河南律师任诚宇、李东照起诉深圳警方歧视性标语并最终被调解撤诉、李东照起诉互联网媒体网易传媒歧视等等。近年地方政府部门也在著力提升该省的整体形象，曾经启动了一些“形象优化工程”，起到了一些改观。分析者们普遍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法治”精神的健全以及中央政府政治经济等倾斜性发展政策的平衡与平等。而就大陆目前的管理体制、政策现状以及人文环境，该现象几乎不可能单独地被人为改善。例如，“地域歧视案”由于受到被告方的派出所所归属的“上级”的干预而最终被“调解”撤诉，使得希望借由此案推动法治进步的学者们希望落空。

扩展阅读

• 《河南人惹谁了》，马说，海南出版社，2002-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