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讨论:居居居

Re:马来西亚华人条目

请自行参阅Wikipedia:可供查证，并请注意维基百科其他条目的内容（包括中文版及其他语言版本）不能视为条目资料的来源，否则视为自我参照，详见Wikipedia:预防自我参照--Ws227 (留言) 2008年4月8日 (二) 21:08 (UTC)

如果不明白什么叫“不要自我参照”，就请自己详阅我之前提供的内部链接，以此条目为例，就是维基的重男轻女条目不能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条目中“重男轻女”内容的证明--Ws227 (留言) 2008年4月8日 (二) 21:14 (UTC)

其实马来西亚华人里的重男轻女和取洋名内容不是不能写，而是要在条目中提供可靠来源，例如相关的新闻、媒体文章，相关研究的论文、书籍内容等，网志除非是由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所写的，否则不能视为可靠来源，你可以用google搜寻一下关于这两方面的可靠资料，可以先把找到的资料贴在讨论页，等解除保护后再补上--Ws227 (留言) 2008年4月8日 (二) 21:28 (UTC)

因为部分知名人士的例子仍然不能证明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普遍现象，所以最好可以找到一些能够证明“取洋名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很普遍”的资料，例如举出不同职业、阶层的例子--Ws227 (留言) 2008年4月8日 (二) 21:38 (UTC)

可以--Ws227 (留言) 2008年4月8日 (二) 23:34 (UTC)

应该足够，等页面解除保护后就可以编辑了--Ws227 (留言) 2008年4月10日 (四) 09:22 (UTC)

我也有一些意见：

1. 非洋人取洋名实在太普遍了，并非华人独有，亦非马来西亚独有，在马来西亚的土著、印度人以至马来人（私下）亦有相同的习惯，以致这个章节在这个条目中欠缺重要性和影响力；
2. 这个章节乍看似对西化华人的辅助陈述，然西化华人一词有时也带有贬义，可能会对列出的人物带来负面影响；
3. 西化华人一节需要较中立的陈述和提出进一步的来源；
4. 列表一般只作为索引或导览使用，在条目中编写列表会使条目太累赘，我实在不晓得在条目中列出一长串的人物是要陈述什么，对提升条目的素质有何作用。-phoenixislander _talk 2008年4月12日 (六) 00:38 (UTC)

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华人大商业集团， 成功集团 (BERJAYA GROUP BERHAD) 集团 [1]，请看看他们的组织：

• Chairman 主席/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总经理 - Tan Sri Dato' Seri Vincent Tan Chee Yioun 陈志远[2]
• Deputy Chairman 副主席 - Tan Sri Dato' Danny Tan Chee Sing
• Executive Directors 执行董事 - Datuk Robert Yong Kuen Loke, Dato' Robin Tan Yeong Ching, Chan Kien Sing, Freddie Pang Hock Cheng, Rayvin Tan Yeong Sheik, Vivienne Cheng Chi Fan等等

还有， 杨忠礼机构股份有限公司[3] 是马来西亚最大综合企业，投资产业主管为丹斯里拿督杨肃斌博士(Tan Sri Dato' Seri (Dr) Francis Yeoh Sock Ping.)，也是由父亲丹斯里拿督杨忠礼博士创办，而本集团也是他的名字而来的...

还有，Hong Leong Group[4] Ms Yvonne Chia (Group Managing Director/Chief Executive), Mr Raymond Choong Yee How 等。

CIMB Group [5] Dato' Robert Cheim Advisor, Investment Banking, Jean Yap Yoke Yuen Head, Direct Banking & Cards, Kenny Kim Head, Group Strategy

还有很多很多...... 居居居 (留言) 2008年4月9日 (三) 02:54 (UTC)

回答：

1. 在马来西亚，西化华人通常被称为“English-Ed 的”或“English-Ed 的华/唐人”，而华校的华人被称为“读唐人书的”。我可以把'西化华人'改成“English-Ed 的”，问题不大。
2.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你们在故意玩弄我门？ 你们几位（傀儡？？）故意要我拿出 “来源”“可靠来源”，浪费了我们几天 Google 的时间，我们现在找到 “来源”和“可靠来源”，你们就马上换新的花招，说什么“非洋人取洋名实在太普遍了”，其借口是“太普遍”所以就不可以写。
3. 管理员User:Ws227已经批准我的来源了，请看 >> 应该足够，等页面解除保护后就可以编辑了--Ws227 (留言) 2008年4月10日 (四) 09:22 (UTC)
4. 学者张锦忠写“回到华马文学忠”，大家可以读一读 《新书快讯》---有人入选《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
5. 证明是你们几位（傀儡？？）完全不懂（关于马来西亚的一群英文教育的华人）。

居居居 (留言) 2008年4月12日 (六) 02:37 (UTC)

建议两位移玉步至互助客栈讨论，征求更多维基人意见--Ws227 (留言) 2008年4月12日 (六) 03:35 (UTC)

张锦忠

《新书快讯》---有人入选《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 由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编著的《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收录了有人作家黎紫书的作品。页 数392页，定价RM 38.00。

内容简介（转于大将网志）： 　 　　收入廿九位马来（西）亚华裔作家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家包括：铁抗、方天、王赓武、陈瑞献、李有成、梁园、宋子衡、杨谦来、潘友来、张锦忠、李永平、柯彬、叶谁、林玉玲、梁放、张贵兴、潘雨桐、小黑、叶贝思、蔡月英、萧招麟、商晚筠、邱玉清、黄锦树、庄华兴、贺淑芳、林天英、黎紫书和温祥英。

　　本书题为“华马小说”，清楚表示了编者的重族裔文学甚于族语文学的立场。另一方面，编者“从头选起”，将历史时间回溯到建国前（日据），以迄于今，总共超过一甲子的时间长河，比马来亚脱殖独立的历史还长。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检视华裔作家在这块土地上（或出走境外时），究竟留下多少有意义的、合乎小说美学标准的、堪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选项自然比编年度或双年度小说选来得多。此外，编者“从头选起”，多少也有着重小说文本书写马来（西）亚史的意味：这些小说文本走过的岁月，也是国家与族群走过的历史轨迹。

序论：七十年家国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 前言：回到华马文学（张锦忠） 　 　　“华马文学”一词作为马来西亚族裔文学的学科术语迄今仍然不稳定，论者不是罔顾我们（锦树和我）在再论述马华文学／马来西亚文学时已应用该词多年的事实，1就是多半不知其指涉为何。相对而言，用“马华文学”来统称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正当性早已不辩自明。但是，“马华文学”其实只是马来西亚文学复系统内一支语种文学。易言之，“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文学复系统内差异性乃以语种来区别。以语种来区分，除了华文书写，在马来西亚文学场域生产或运动的尚有英文文学、马来文学／国语文学、淡米尔文学等本地文学。表面上看来，这样的界定或厘清方式并没有问题，也有助于呈现马来西亚文学的多语性样态。但是，从族裔性角度观之，“马华文学”一词则疑义重重。姑不论“马华文学”的“华”本来就也可以指涉“华人”而非由“华文”的涵义所垄断，马华文学的生产者多半还是马来西亚华裔（目下的学华文热潮大概还没有热到非华裔新生代以华文书写文艺创作的地步），不过并不是所有马来西亚华裔都会说华语写华文，或以华文写作。另一方面，以英文及马来文创作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早已在这两个语种文学系统内占有大小不等的一席之地。我们甚至可以说，华裔背景的马英作家很可能占该语种文学作家的多数。 　 　　以族裔性观点来说，“华马文学”乃“华裔马来西亚文学”的简称。“华马文学”作家在马来西亚的语境内生产了包含华文、马来文、英文的文学创作，2因此，以“华马文学”一词代表华人的本地文化生产或文学表现，显然比“马华文学”一词周延多了。换句话说，相对于“马华文学”的语文取向，“华马文学”才是族裔文学的指称。3过去“马华文学”自以为（或马华文学史家或论者以为“马华文学”）代现与代表了华社或华人族群的文化面向及其文学消费与诠释社群，其实是忽略了华社另一群说英语或写马来语的华裔的声音。再换个说法，在华裔马华文学（华马华）、华裔马英文学（华马英）、华裔马来文学（华马马／华马巫）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下，马华文学界对同样身为华人族群的华马英与华马马来文学既缺乏了解或交流的动机，也没有沟通的桥梁。同样的，由于语文的限制，华马英、华马马的写作社群对马华文学也无从阅读与了解（华马英和华马马之间的语文限制较少，但是缺乏交流动机）。 　 　　在这个全球化跨国资本流通的年代，我们不能循建造巴别塔模式，强求马来西亚各族群只谙马来语以利交流沟通，或只能用非本族语文写作（例如英文，因为英文不是马来西亚族群的母语，故无本族语中心论之嫌），但是也无法奢求各族作家三语或四语皆通。我们固然有跨语作家（例如萨列．本．佐倪［Salleh Ben Joned］、穆汉玛．哈芝．萨列［Muhammad Haji Salleh］、阿迪峇．阿敏［Adibah Amin］、倪玛拉．拉哈梵［Nirmala Raghavan］、碧澄、李国七、张发、吴天才等），不过，不论哪个族群，真正的双语作家并不多，也不是主流现象，兼具华马华、华马英、华马马身份的马华作家更属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形之下，了解或交流的欲望、动机与需求，只能靠翻译来满足。或者说，除了翻译之外，大概没有别的途径了。当然，如果连供需关系或市场也没有，那就没有翻译的必要了。 　 　　这就回到这本小说选集的产生与编选脉络。本书题为“华马小说”，清楚表示了编者的重族裔文学甚于族语文学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从头选起”，将历史时间回溯到建国前（日据），以迄于今，总共超过一甲子的时间长河，比马来亚脱殖独立的历史还长。从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检视华裔作家在这块土地上（或出走境外时），究竟留下多少有意义的、合乎小说美学标准的、堪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选项自然比编年度或双年度小说选来得多。反过来说，不管用什么标准，如果从六、七十年来的作品里头无法掏洗出金子来，那也就证实了华裔文学表现“经典缺席”之说。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相反的，我们的编取选项太多，而出版成本与行销选项并没有太多空间；我们不是在编华马小说大系，因此只能在一定的篇幅内精挑严选，最后在不同的条件与限制下妥协。 　 　　此外，编者“从头选起”，多少也有着重小说文本书写马来（西）亚史的意味：这些小说文本走过的岁月，也是国家与族群走过的历史轨迹。从建国前到后殖民，马来（西）亚历经殖民、日据、马共斗争、紧急法令、脱殖独立、联盟执政、星马砂沙合并、马印对抗、新加坡独立、513种族冲突、新经济政策、卜米主义、国民阵线政府、马哈迪主义、茅草行动、巫统／马华党争、安华事件、烈火莫熄运动、马共斗争终止、后马哈迪年代等历史浪潮。华裔社群则走过南来、抗日、马共斗争、砂共斗争、新村迁移、公民权、马华公会、华文教育斗争、社会阵线斗争、马华党争、三宝山事件、独大运动、华小事件的斗争与妥协岁月（其中不断重复的是马华党争，仿佛那就是华社的主流话语或宏大叙事）。各语种的华裔作家有没有在作品里头对国家或族群议题做出反应，或这些令人感时忧国的议题早已是华马小说的潜文本，并不是我们思考“华马文艺独特性”的要素；相反的，尽管这些政治议题在在涉及身份、文化认同、族裔性等重要论述与关注，但是其中亦不乏禁忌题材，小说作者自我设限，避之唯恐不及者大有人在，显然说华裔作家怯于书写政治介入文学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即使是美学至上与个体主义的作品也有其历史意识，端视论者如何诠释。大体上，从这些入选的作品所书写的大叙事与小故事，也可看出这几十年来（华马视野里）的国家与社会脉动。另一方面，在马来西亚，选择英文或华文（或淡米尔文）书写，即使无意以感时忧国民族存亡为主题，也已是一种政治姿势。 　 　　正如马来西亚各族裔在不同的艰苦或斗争或繁华年代向前瞻看，期待“将来的社群”（the coming community；例如马来西亚国族、2020宏愿）的来临，华马小说自有其未来远景，不过文学的志业毕竟不是经济发展计划或商业景气，无法规划或预测。更重要的是作家的人格特质与才气、个人素养与品味，任何语源的作家都一样。对华裔马来西亚文学而言，“将来的社群”势必要“回到华马文学”，跨越语文的局限，而不是仍然只在个别语种内活动（对马来西亚文学而言也是如此）。换言之，要让语文成为华马文学的资产，而非局限或负债。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透过翻译的整合，将过去彼此间关系疏离的华裔马华文学、华裔马英文学、华裔马来文学纳入一本华文的华马小说选。有了这样的一本小说选，至少华文读者可以了解华马英、华马马作家的关怀、视野与技艺。至于华裔马来文或英文读者（及国内其他族裔的英文与马来文读者），目前译创会（PERSPEKTIF）的努力功不唐捐，华马华小说的巫译多少已有点“当代”的成果，倒是英译华马华小说百废待兴，似乎还停留在李星可编译的《现代马来西亚中国小说》（1967）的史前史阶段。如果“回到华马文学”也是“重写马来西亚文学史”的计划的一部分，则可谓重写尚未成功，译人同志仍需努力。 　 注解： 1. 较原始的文件见张锦忠，〈华裔马来西亚文学〉，《蕉风月刊》374（1984）：11-13；黄锦树，〈“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初论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新潮》49（1990）：88-94。 2. 马来西亚境内有没有华人以淡米尔文或其他语文书写的文学作品，不得而知。 3. 因此，“马来西亚文学”究竟是各族裔文学的统称，还是有一种国族文学（而不是国家文学）叫做“马来西亚文学”？显然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以族裔文学的观点来看马来西亚文学，把语文视为人人自由取用（free for all）的流动资产，而非民族魂（例如，华裔一定要誓死捍卫华文，马来族裔如果不发扬光大马来文就会灭种云云），族裔作家大可跨出本族裔语文而以任何语文书写，这也无损于其族裔性。 　 毕竟这不是大系，不必求全，不必尽可能的“兼容并蓄”；篇幅反而会让标准变得更为明确也更严苛。 　 《回到马来亚》 　　 序论：七十年家国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 　

一、马华文学经典？关于小国的华文少数文学（黄锦树）

　　马来西亚华文新文学的历史，如果依实证史学式的算法，起点紧邻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那样的起点似乎没有多少说服力，唯一的好处是和别人的起点靠得很近，便于取暖似的。但文学史的起点不止该考量有（相对于没有），更重要的是要好（相对于不好）。这里所谓的好包括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示范作用、深刻的触及一时一地人的心灵处境这样的意思在内。而作为范本，它暗示了标准的存在。如此一来，它方能说服后世有鉴赏力的读者，尤其是该读者群中有才华的写作者。正是这些人有可能让文学史往前走（当然，相对的有些庸人会让文学史向后退），而好的象征起点及其延续（其他的接续的点，里程碑）共同构成了曲曲折折的线。即使是非常微细的一根线，也足以见证少数有心人在他们的当代各凭本事留下的印迹。就算没有指出什么方向（方向总是需随时代境遇调整），对末来者应也不无启发。 　 　　六、七十年过去了，从殖民地到建国，从马来亚到马来西亚，华文书写的大环境一直没有什么改善。和华文教育一样，马华文学一直是这个新兴民族国家中的边缘存在。不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发源于左翼政治斗争政治诗学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在意识型态宣扬上一直强悍有力，一直企图规范马华文学的生产及走向。即使他们的文学表现总是不那么吸引人。该集团成功的把不相为谋者统统归类为现代主义者（相关的词族，或更不堪的负面指称，如颓废、黄色、逃避主义之类的），虽然只有少数个体自称是现代主义者。作为少数文学，马华文学之文学体制注定孱弱（结构性的限制）；写作总属于业余，或生活的剩余，因而小说长期缺乏优秀的中长篇（或只能生产于境外），短篇小说几乎成为马华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也较诸诗歌能承载具体的细节和思辨。华人移民社会的商业气息及劳工群众的文化品味，都不利于高蹈的现代文学生产——文学终归是奢侈品，少数人的精神粮食。不管什么主义都一样，宿命的小众，作品的生产依赖于报纸副刊及发行量有限的文学杂志。作品容易流失，文学批评水平低落。文学论争虽多，但大部分都是意气之争，学术水平不高，谈不上有多少认识的积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里，选集因此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意义，它意味着典律的建立——试图揣摩出马华文学自身的标准（建构出相应的认识）——对照于当前世界文学及华文文学现有的基本水平。 　 　　我们这本选集选择的起点铁抗（郑卓群，1913~ 1942），发表于1939年杪的〈白蚁〉应可说是个当之无愧的开端。依社会写实主义的程式，小说内部的故事时间和作者的书写时间贴近，小说的第一句“1939年3月26日上午”和小说发表的时间不过隔了几个月，大概确实指向“此时此地的现实”。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在作为大后方之一的英殖民地的马来亚，作者生动的刻划出一群以筹赈、护侨、投入战场等名义在南洋华人移民乡镇敛财的骗子的嘴脸。批判揭露的企图非常清楚，直扣题旨“白蚁”。然而时过境迁，小说所欲揭发或针砭的腐败现实早已烟消云散，作者也死于1942年日据下新加坡的大检证屠杀中。作为文学作品，它之所以被选为开端（一个标记开端的碑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呈现了多重意义。首先当然是因为它具备良好的艺术品质：有好的技术，把故事压缩在几个不同的剧场空间里，戏剧化。借由不同的角色对话与内心独白，精准的映照出各自心怀的“鬼胎”，有几许闹剧的趣味。没有惯见的呐喊控诉道德訾议，也不急着以叙述方式把故事匆匆讲完好下结论，而是充分尊重小说自身的戏剧时间。但同时它也是马华现实主义的一个示范：对当下现实发言，但不流于表相；尊重文学自身的再现逻辑。这种分寸拿捏，后继者往往不能掌握。 　 　　再则借这篇小说所标记的时间（1939年），我们可以合理的把马来亚半岛现代中文文学的起源和马来（西）亚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脱勾，明确勾勒出文学史自身的逻辑，即使后者总是被迫身处于前者的阴影里。马来亚独立是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是1963年，相较之下都晚得多。而华人移民南洋的时代虽说可推溯至明朝，但现代中文之诞生、较成熟的文学作品之产生，则和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创生脱离不了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19世纪的华人晚期移民一直被现代国族身份困扰，处于两种不同国族身份之间的暧昧中，而中国是理所当然的祖国。〈白蚁〉和铁抗所标记的时间，正是那一个暧昧的时刻：中国的亡国大难，让南洋华人有覆巢之痛，一如所有的乱世，总是有“白蚁”在毫不留情的啃蚀。身为“南来文人”之一，铁抗比郁达夫小上近二十岁（可说是其子侄辈），一样因为日本的侵略而死在南方，被迫葬身斯土，都暗示了南洋的历史境遇让文学和灾难邻近。因而起源的碑石又像是墓碑。 　 　　起源的建构外，就一部选集而言，除了后文将谈及的选文标准之外，还必将面临诸多技术问题，其中有几项最为关键。一是篇幅。二是资料。三是我们所能付出的时间。就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源，加上华马英、华马马中译，总体不能超过四百页，二十五万字。大致依比率换算一下，华马华的部分（占五分之三）最多十五万字，长长短短二十篇左右。以这样的篇幅，只能是部精选集。将近七十年取二十篇，这种限制同时也有助于形塑选文标准：以美学价值、经典性为标杆，择其尤精者。简而言之，即使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境要素（譬如，建国前马华现实主义总是以大政治情势为回应重心，建国后转向社会状况），最终仍必须回到文学自身，妥协的空间并不大。毕竟这不是大系，不必求全，不必尽可能的“兼容并蓄”；篇幅反而会让标准变得更为明确也更严苛。既然不必求全，也等于同时解决了部分资料取得上的问题。在技术上，在假定的篇幅内我们先罗列出若干非选不可的（一般所谓的名家或名篇，经典之作），再列出若干可以考虑但需确认者，编选的标准很快就在往返的讨论中确立。譬如非选不可的，就不怕重复；有选择余地的，就不要重复（锦忠的提议）。因此前者如李永平，〈拉子妇〉、〈围城的母亲〉、〈望乡〉、《吉陵春秋》中诸篇均可选，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最后决定挑《吉陵春秋》中的〈日头雨〉，代表的是“纯正中文”。陈瑞献、梁放、张贵兴、商晚筠，甚至小黑、黎紫书等都是这样的例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比对坊间不同的选本）。后者如贺淑芳的〈别再提起〉，目前似乎还是唯一的选择。而那些有选择余地的，一般还必须考虑篇幅，有短的尽量挑短的（这是最无奈的妥协1）。另一方面，在非选不可的内外，运用比例代表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譬如铁抗、方天代表了南来作家及建国前的马华现实主义；前者代表了整部《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卷》（两卷。方修编，星洲：世界书局，1970），后者代表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卷》（两卷。苗秀编选，星洲：教育出版社）里的作家与作品。潘友来、小黑、梁放代表独立后迄今的马华现实主义。因此在地马华小说选常见的一些名字如方北方、韦晕、姚拓、原上草、陈政欣、雨川、丁云、云里风等都被“代表”掉了2。相对的，则是代表自己的（意即已自成一家，如陈瑞献、李永平等）；或者如李有成、张锦忠之代表《蕉风》现代主义的一个文学史瞬间；叶谁、柯彬、温祥英等既代表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的活力和苦闷，也代表了一种重要的书写倾向：更深入自己，以考究的表达技艺。 　 　　是不是仅就现有的各种选集（包括几部《大系》）及我们掌握的若干小说集中挑选？——假定优秀的作品必然会被不同时代的选集网罗。但事实往往并不如此，选集总不免有它的限制：诸如编选者的鉴赏力、品味爱好等等。即使最新的一套《大系》也非常不理想，缺乏学术价值。为找出重要遗珠，就必须诉诸同时代人的记忆，马来亚建国前一年出生且亲身参与1970年代马华文学生产的张锦忠在这方面帮了不少忙，叶谁、柯彬、梁园诸篇佳作都出自他的记忆（还有张寒，但我觉得张的通俗剧水平不够；菊凡可由温祥英、宋子衡代表），而温祥英的适时复出，作品〈清教徒〉愈见老辣，也等于帮了我们一个现成的忙。商晚筠这篇遗珠，也出于锦忠的慧眼，少了商氏常见的刻意的旧小说腔调，多了些质朴的乡土气息，和宋子衡、潘雨桐、梁放、梁园等的作品，恰可串成一个马华现代的乡土系列。 　 　　整体上，建国前的作品远少于建国后；男性作者远多于女性。“作协派”远少于非作协派。而更年轻的世代（譬如1980年以后出生者），则仍待观察，需要时间来沉淀。而有的作者联系不上，有的因种种原因不愿共襄盛举，但这只是个开端，希望将来的有心人能逐步克服困难，把文学史的遗憾降到最低。 　 　 注解： 1. 如果没有严峻的篇幅限制，一些重要作家应可选二、三甚至四篇，各篇有不同的代表性。这说明了对非选不可的作家只能各选一篇是并不公平的。在同一部选集里，作家之间其实并不是等值的。依个人的立场，前述充分的精选远比放宽标准、友谊万岁式的“兼容并蓄”重要得多。那是集体水平的充分呈现。 2. 以免沦为大杂烩，如作协主编，北京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最初的梦魇》（1993）共收三十五位马华作家的三十五篇，而水平之上的作品竟不超过五篇。

以英文书写，和马华文学作者以母语书写一样，其实也是反同化反潮流的政治性姿势——以不同的声音告诉政府马来西亚是一个多语复调的多元国家。 　 《回到马来亚》 　　 序论：七十年家国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　 　 二、抵抗、离散与旅行跨国性：马英文学与华马英小说（张锦忠） 　 　　论者多视王赓武1950年出版的诗集《脉搏》（Pulse）为马英文学的滥觞，不过，马英小说则要等到李国良（Lee Kok Liang）出现才算有了本地（本土化）的代表，他在1963年出版了短篇集《太阳底下的哑者》（The Mutes in the Sun）。在殖民地时期或独立初年，“马英文学”可以说是英国殖民政府驻马官员及旅居南洋的英国作家的天下；著名的例子包括康拉德、毛姆与白吉斯（著有《马来亚三部曲》）。和李国良同时期或稍早冒现的马英小说家，基本上以当时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为基地，作品后来见诸霍斯达（Herman R. Hochstadt）1959年所编马大短篇选集《契约》（The Compact: A Selection of University of Malaya Short Stories，1953-1959）。卫纳散（T. Wignesan）1964年编的《金花集》（Bunga Emas）可视为第一本马英文学选集。1 1960、70年代各族裔马英作家的小说散见学院内外的各种刊物，2后来费南窦（Lloyd Fernando）从中（包括《契约》）选编了两本马英小说集：《二十二个马来西亚短篇》（Twenty-Two Malaysian Stories，1968）与《马来西亚短篇小说》（Malaysian Short Stories，1981），建构了马英小说典律。费南窦自己也在1976年出版长篇小说《蝎子兰》（Scorpion Orchid）。这几本小说选，加上李国良的短篇集与长篇《空中花簇》（Flowers in the Sky）、费南窦的《蝎子兰》以及K. S. 马粘（K. S. Maniam）的长篇《回归》（The Return），构成了马英小说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的风景。费南窦所编两本选集里的华裔马英短篇小说作者，除了李国良之外，还有林玉玲、叶国强、Mary Frances Chong、Siew Yue Killingley、Maurice Ten、Awang Kedua、Lim Beng Hap、Stella Kon、Chua Cheng Lock、Leong Kwan Pheng等，人数显然在其他族裔英文作家之上。 　 　　1971年马来西亚文化、青年暨体育部召开国家文化大会，旨在制定以马来文化为主轴的文化政策，与会发表论文者即包括费南窦。早在1967年，国会便已通过以国语全面取代英语的官方地位的法令。在“国语转向”之后，英文在马来西亚地位渐渐边缘化，英文文学创作难免也受影响。同一年，费南窦在《二十二个马来西亚短篇》绪论结尾呼吁英文报章向本地其他三语报纸看齐，提供副刊园地给马英作家耕耘，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边陲存在久矣”。但是此后多年，原属强势语文的英文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沦为第二外语（second language）。马英文学则在自生自灭的处境中苟延残存，或者继续自外（费南窦用词是“流放”［exile］）于“我们的社会”，其活动空间，除了英文系学生刊物外，就是《新海峡时报》的文艺版，以及若干小出版社的出版品，或境外的文学杂志。 　 　　尽管论者认为英文其实是传播域外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中立语文，由于其殖民主义者与外来者语文的历史背景，在后殖民时期的去殖民化计划中，其作为新兴国家人民的语文的地位、功能与资格难免备受质疑。在自治或独立前后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不管是在多语或单语本土主义的大时代浪潮中，英文也难逃去殖民化的命运。早在1969年费南窦便已指出：“在东南亚使用马来文的人数逾亿，其草根性势力远非英文所能企及，将来也不可能……”3而在更早时王赓武、余长丰与黄佩南等同时代诗人的做法则是，利用旧殖民主的语文发声以书写自己的新身份。他们创造了一种融合英文、马来文与华文辞汇的本土化混杂英文（名之曰“英马中”［Engmalchin］；其实可视之为今日的星式英文［Singlish］或马式英文［Manglish］前身），并以本地色彩意象与地方性题材入诗，以建构（一个揉杂［rojak］的）马来（西）亚意识与属性。 　 　　另一方面，在英文渐渐失去优势的卜米主义意识形态年代，马英文学却出现了费南窦的《蝎子兰》、李国良的《空中花簇》与马粘的《回归》等长篇，除了有助于建构英文文学典律之外，个中另有其社会政治意义。1960年代末即离散美国的马英作家林玉玲指出，这些文本由分属欧亚混血、华裔与印裔等少数族裔作家以族裔性中立的英文书写，显然不无借其“国际性质抗拒当道的国语／国家文化宰制”之意。换言之，马英作家处于单一官方语言、独尊单一文化、与国家文化论述压抑其他文化论述的社会环境，他们借用前殖民主的语文发声，着重的是英文的国际性与现代性，并以之为对抗排外性、本土论及沙文主义的利器，彰显的正是边缘族群的反认同之举。4以英文书写，和马华文学作者以母语书写一样，其实也是反同化反潮流的政治性姿势——以不同的声音告诉政府马来西亚是一个多语复调的多元国家。换句话说，二度去畛域化的马英文学，乃作为一个弱势民族（欧亚混血、华裔与印裔固然是弱势族群；马来裔英文作家也是马来裔中的弱势）在强势民族语境内建立的异语言小文学存在于马来西亚文学复系统。这跟德勒兹与葛达豊1970年代中叶提出的小文学理论有点出入。5 　 　　1970年代以后，马英文学在马来西亚文学建制结构里的边陲地位确立，不少作家基于不同因素而远走他乡（例如余长丰、林玉玲、陈文平、Siew Yue Killingley、Hilary Tham等），成为离散族裔。在国内，新经济政策与本土化路线继续如火如荼执行，马来西亚进入当年以禁书《马来人的困境》扬名的马哈迪医生的时代。1980年代较活跃的马英作家是印裔人权律师奚汜．拉贞德勒与以剧作家身份崛起（戏剧一直是马英文学的重要一环）的纪传财。留在境内的黄佩南到了1980年代末才出版第二本诗集。同样的，李国良直到1990年代初才有新短篇集出版，他的其他作品则在死后才面世。不过，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在1990年代意识到全球化的竞争性与危机，开始调整语文政策，认清了英文点止旧殖民主语言或商务与科技语言咁简单，它更是全球语及（后）信息时代的“碍事不难躲”（Esperanto［世界语］）。或许是看到这一点，觉悟不谙英文才是“马来人的困境”，于是提出多媒体走廊计划与2020宏愿的马哈迪回头呼吁全民（尤其是马来人）提升英文能力。水涨船高，马英文学虽未马上展颜盛放，但是已不再斯人独憔悴了。 　　 　　以伦敦为基地的书谷出版社在1993、94年推出两期《书谷太平洋文选》（Skoob Pacifica Anthology）杂志型丛刊，收入亚太地区英文文学创作与批评，其中马新作家占了大部分篇幅。书谷也出版C. Y. Loh与I. K. Ong主编的文学丛书多种，多为马新作家诗文集（包括绝版作品重新印行），此书系到新千禧年还有新书种推出，对振兴马英文学颇有激励作用。1960、70年代大力推动（教学、创作、编书）马英文学的费南窦是欧亚混血，生于斯里兰卡，当时任教马来亚大学。1990年代末对马英文学典律化与建制化贡献良多的莫汉玛．卡庸（Mohammad A. Quayum）则是孟加拉裔外籍教授，任教吉隆坡的博特拉大学多年，如今执教于回教国际大学。卡庸编有马英作品选集与批评文选多种。这些选集对马英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助益颇大，也是过去二十年马英学界该做而未做的千秋大业，卡庸在四、五年内即完成，其勤奋、效率与投入令人敬佩。1990年代末，Bernice Chauly与Fay Khoo主持的犀牛出版社（Rhino Press）出版了一套十本的黑白文丛，以新生代作者为主，为马英文学增添了不少文库。2001年开始，吉隆坡的蠹鱼出版社（Silverfish Books）推出年度文集《蠹鱼新文集》（Silverfish New Writing），每集编者不同，集结了国内及海外马新作者的小说创作（也收散文及剧作），风评颇佳。 　 　　李国良在1990年代初逝世，可视为马英文学一个旧时代的结束。1990年代开始马英文学新人辈出，他们多半在征文比赛与报纸副刊露脸。这些各族裔的新锐名字，包括Bernice Chauly、Charlene Rajendran、Che Husna Azhari、蔡月英（Chuah Guat Eng）、Wong Ming Fook等，到了本世纪初，已有不少作品结集出版。另一方面，离散他乡的马英作家也引人注目。林玉玲继回忆录《月白的脸》（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之外，出版了长篇《馨香与金箔》（Joss and Gold）与《三姊妹》（Sister Swing）。陈文平则著有诗集多种。新生代的叶贝思旅居澳洲，1992年出版的《鳄鱼的愤怒》（The Crocodile Fury）获得维多利亚州长首部作品奖及族群事务委员会奖。近年来，旅居英国的拉尼•玛尼卡（Rani Manicka）的《稻米母亲》（The Rice Mother）与欧大旭（Tash Aw）的《和记丝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出版后都获得不少好评。他们代表了两个世代的离散马英作家继续在境外营运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离散马英作家并非自我流放他国，他们多半经常在原乡与他乡之间往返流动，形成离散双乡或多乡的现象，作品也同时在各地发表。林玉玲则用“旅行跨国性”来形容这类离散族裔作者的流动。 　 　　这些境内或离散境外不同世代马英作家中的华裔马英小说家多半纯受英语教育（或出身海峡华人家庭），不谙华文，顶多只懂方言，作品里头除了华裔，其他族裔角色分量也不轻。这是否意味着华马英小说所再现的马来西亚社会比通常只见华人的华马华小说（或只见马来人的马来小说、只见印度人的淡米尔小说）更“真实”？或者说，华马英小说所彰显的揉杂性，才是马来西亚文学的独特性？ 　 　　从这里选译的几篇华马英小说，自然无法一窥全豹。因此才有上面的几段概述性文字。Awang Kedua（王赓武）的启蒙故事〈前所未有的感觉〉代表的是1950、60年代华马英的关注，小说借描写南来新客华人家庭的父子冲突凸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既写实又反讽地反映了时代与社会（耐人寻味的是，父亲的角色其实是个“南来文人”）。林玉玲展现的是1970年代作家的小说技艺，〈另外一个国度〉以生动文笔描写生命中的感伤与活着的幸福。无独有偶，新生代的叶贝思与丘玉清都是离散澳洲的小说作者，她们代表了离散华马文学的当代风貌与旅行跨国色彩。叶贝思也是报纸综合附刊《边外》（Off the Edge）的小说版编者，〈在1969年〉以小说反思历史，对种族政治提出强烈控诉，手法近似魔幻写实。邱玉清曾旅居加拿大与新加坡多年，诗作入选《云吞》等亚裔加拿大文学选集，小说创作也发表在《蠹鱼新文集》;〈屋非屋〉叙述物质性的屋子、房子与故事中人的关系，点出小说题旨：不管是离去或归来，人生中更重要的是追寻安顿心灵的居所。〈卡露娜的美人鱼〉作者蔡月英则代表境内华马英新锐小说家的文学表现。小说揭露平静的现代生活底层的创伤（欲望、记忆与死亡），卡露娜的美人鱼来历不明，其实是从叙事机器半路杀出的神，抚平了创伤记忆，自然就功成身退了。 　 　　华马英文学至少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当然不只有这五个短篇可选。不过，已故重要华马英作者李国良的家人无从联络，出版社（马雅出版社近年重印了费南窦所编两本短篇集）也无回音（书名《回到马来亚》，取其历史意义，挪用的正是我们已译好的李氏短篇〈回到马来亚〉的题目）。原本我们认为颇能代表1980年代华马英的纪传财没有答复同意授权翻译，也只好作罢。不过，由于和费南窦与卡庸的选本重叠性不高，我们的选择也可以说提供了管窥（华）马英小说的另一扇窗，尽管窗口不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很幸运，找到胡宝珠替我们翻译这几篇小说。胡女士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多年前在马华报刊发表了不少风格清新动人的散文，译过D. H.罗伦斯等域外作家的文章，她愿意在客居台湾时拔笔相助，移译这些华马英小说，令人放心。她的译后感言“没有想到马华英文小说也有够深度的，中文小说不知有没有旗鼓相当的”6，颇值吾人深思。 　 　 注解： 1. 参见林玉玲1989年的说法，详Shirley Geok-lin Lim,“Centers and the Fringe: Novels in English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riting S. E./ Asia in English: Against the Grain, Focus on Asian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London: Skoob Books, 1994), p. 154。 2. 例如Lidra、Focus、Tumasek、Monsoon、Tenggara、Isis。 3. Lloyd Fernando, “Literary English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Tradition,” Cultures in Conflict: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South East Asia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6), p. 128. 4. Shirley Geok-lin Lim 1994:136-7. 5. 德葛二氏的主张是，小文学乃弱势民族进入强势语境，以强势语言在强势语境内部书写。见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p. 16。 6. 译者2006年3月22日致编者电邮。

华马马文学是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东渐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 　 《回到马来亚》 　　 序论：七十年家国　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 　 三、落叶生根：华马马小说的认同之旅（庄华兴）

　　华马马文学是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东渐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前者可上溯至19世纪中晚期或更早。其时，西方印刷术输入东南亚殖民地，目的是为了弘扬宗教与文化，马来文献书写（Persuratan Melayu / Malay Letters）的勃兴也得益于这股趋势。然而，更直接而显著的受惠者恐怕是当时的土生华人，所谓的峇峇（baba）。他们借着与英殖民宗主的密切关系以及毫无保留（绝对忠贞）的政治认同，从宗主国获得了许多好处。最显著的是政治身份的确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机遇。这与19世纪中晚期大量南来的华人移民所享有的待遇有很大差别。土生华人在印刷业的掌控不仅催生了华马英文文学，更促成了峇峇马来文学。从人类学视野审视，后者正是华马文学的滥觞。虽然他们的先人来自北方，但地理上的离境并未构成具体的离散精神，与土地的认同很快便得以建立起来。显然，这与殖民主义息息相关——西方各种现代化机制给土生华人提供了文化建制的滋养，亦大大促进本区域各族群之间的精神联系，印刷术、铁路、气船等在群岛的普及化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样的历史结局出乎殖民主义者的意料之外。 　 　　二战期间，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激励了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自治的愿望。后期华人移民也在这股浪潮下不得不调整自己与中国的距离，并开始意识到学习当地语言——马来语，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1950年代中晚期南大生（以及稍后的义安学院马来学系）的马来语文学习热潮便是一个例子。这时期华马马写作条件虽未成熟，但却开启了当代华马翻译与研究的路径，彰显了华裔马来（西）亚人参与马来语文的渐进模式。廖裕芳、杨贵谊、陈达生、廖建裕、谢瑞怀（堂勇）、锺松发、陈育青、Takusui Lee、巫运才等都是这层面的推手。继南大与义安之后，则有1960、70年代马大马来学系的学生，如谭亚木、周福泰、陈祖明、陈宝武等。在创作领域，吴天才可谓是当年的一个异数。他在南大求学期间获李全寿鼓励而自学马来文，1950年代中晚期开始写马来四行诗班顿，后来涉入马来新诗。在马大执教期间，他积极参与华马华文学创作，编译兼备，是华马跨语写作之第一人。质言之，从翻译到直接书写的介入，吴氏的个案是建国独立年代，华人向国家主体认同的最佳诠释，也催生了一个新文化／文学传统。这个传统的塑形，符合当前马华文学向华马文学过渡的规律；比之华马华作家，它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余者如年红、碧澄、陈应德都可归入这个群体。 　 　　独立建国以后，有关建国纲领的诠释分歧和国际冷战形势的日趋严峻，导致族群问题日益尖锐。1969年513事件是一个爆发口。随之，新经济政策施行，马来－土著主义主导政经领域，标志着马来国族主义的胜利。基本上，马来语写得好的华马马作者皆来自华人聚居以外的边陲之地（此地称Cina Kampung，山地华人之意），无论生活教养都在马来文化包孕之中，如陈顺安（亚罗士打）、锺宝福（玻璃市）、林天英（吉兰丹）、李再花（登嘉楼）、裴忠义（吉兰丹）、翁亚源（登嘉楼）、萧招麟（森美兰）等，不然就是建国后出生的“独立之子”，如杨谦来、李国七、李崇明、朱弈良、林金辉、林俏枝等。与前者比较，后者之成长背景亦未有多大不同。其中，大部分都不通晓中文（方言亦然），因而对国家主体较能产生认同，对民族主体之认同也不会有太大困扰。这一支队伍是目前华马马文学的主流，间接地凸显了华马跨语写作的不成气候。然而，在目前环球化趋势下，跨界行旅逐渐普及化，跨语写作不再是孤立的现象，本质上多声部的马华书写完全能体现这方面的特色。 　 　　这里所选四篇基本上合乎以上文学史叙事，都代表着一个蜕变过程，一个认同之旅。四篇作品，不全然是华马马小说的代表作，譬如杨谦来另一篇小说〈叩访色白岩灵界〉更能体现他的认同与关怀，惟这里所取的是他的另一个关怀面向——对认同的反思。当然，其文字修为是毋庸质疑的。林天英以诗见着（2000年获泰国政府颁东南亚写作奖），其小说也多了一层浪漫色彩，惟读者切莫掉进〈暂避冲绳〉的粉红陷阱。萧招麟已近耳顺之年，自1980年代去国后，与文学界失去联系。天英和招麟不约而同回顾两个原乡的故事，揭示的已然是“化外人”的观点——一种本土化类型。庄华兴于独立后出生，在纷扰的新经济政策年代中成长，却是第一批“有幸”喝国语奶水长大的大马华裔高中生——接受全盘国语教学、参加以国语为媒介语的政府高中考试（SPM）。多少年后，英语教数理政策雷厉推行，国语靠边站，对于语言与身份宿命，他这一代（有道是“成长中的六字辈”）的真切感受是否可以从〈诅咒之湖〉找到蛛丝马迹？ 　 　　总括而论，华马马文学的认同之旅总跨不过马来民族主义的边界，迄今仍处在马来－国家文学的边缘位置。反之，它也从来未曾出现在马华文学的视野之中，其处境犹如存而不在，但明显地却在临界线上自在倘佯。 　 　　最后附带一提，三位译者年龄层的殊异，不仅仅代表建国后马华新生代的双语能力，亦代表书写语言（翻译也是广义上的书写）的跨界经营，却也意外勾勒出未来华马文学之远景——一个多声复调之状态。 　 　 后语：走出峇峇文学（张锦忠） 　 　　作为一本以“华马小说”为编选理念的选集，我们的起点是马华文学，而不是华马文学的老祖宗——峇峇文学，编者的立场已不辩自明。这也表示“华马文学”和“峇峇文学”并不是同义词。峇峇文学没落，其中主要原因显然关涉承认政治。峇峇族群自有其认同对象与转变历史，这里不赘。但是作为以（峇峇）“马来语”书写的峇峇文学并未被承认为马来文学。也就是说，尽管峇峇文学以马来语书写，它并未因此而登堂入室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而今在马来文学场域边界以马来文为创作媒语的华马马小说，能否逆转峇峇文学的命运，目前自难断言。本书编者之一的庄华兴就认为华马马小说既“总跨不过马来民族主义的边界”，也不存在于马华文学的视域里。 　 　　华兴的说法甚是。马华文学向来以华语中心论为其宏大叙事，以马来文、英文书写的华马马与华马英文学在马华文学场域纵使受到“一种关注”，也是十分微昧的余光（华文报刊偶尔译介华马英或华马马文学）。华马马、华马英与华马华之间鲜少往来互涉，主要在于华马作家以各自熟操的语文为边界，而非朝“无边界”（或黄锦树所说的“无国籍”）的思考趋向折转，也就难免划地自限之弊。这种同一族裔文学的内部疏离问题，是否可由翻译与跨语书写解决，还可以在论述的领域进一步探讨。翻译其实还是单语现象：诉求的对象还是单语读者，尽管译者必须跨语。“将来的（华马文学）社群”是否即跨语社群，我也无法肯定。我的疑虑还是来自承认政治的问题，亦即：跨语之后呢？以美国文坛为例，哈金在美国跨出了中文的边界，跨入了英文创作的边界，但是他的身份就是美国的英文小说家，而非双语作家。懂中文，或中文达人如夏济安、张爱玲、於梨华在美国的英文写作计划大概谈不上成功，也不算跨语小说家。这也意味着，华文作家转换语言频道之后的成败，还有更多非语言的因素（假设夏济安、张爱玲、於梨华的英文都比哈金好）。另一方面，我也常举陈瑞献的例子来说明创作媒介语的问题。瑞献通晓华、英、法、马来语，但是他几乎只用华文创作，其他语文的作品不是玩票就是应景之作。他认为作家使用母语创作，因为那是他最熟悉的语言。显然通晓是一回事，创作又是另一回事（很多通晓双语的人只做翻译，而不创作）。当然，每个时代都有人要做左手写英文（或其他语文）右手写中文的双语作家，但是古来成功有几人？ 　 　　比较之下，庄华兴的“未来华马文学之远景——多声复调——一个永恒的期待”说，显然乐观多了。在走出峇峇文学之后无法乐观的结语的结尾留下一个乐观的结尾，也未尝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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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内容原文见http://www.djz.edu.my/resource/main/zhuanti/pdf/075-yanlun.pdf ）—白布 (留言) 2008年8月9日 (六) 02:52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