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缓解

几个气候变化缓解行动面向，由左上顺时针移动：可持续能源-太阳能及风能发电（英国）、电气化大众运输（法国）、植物性饮食一例及林地复育以捕获及封存二氧化碳（海地）

气候变化缓解（英语：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或称去碳化（decarbonization）是为限制气候变化，而透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是从大气层中去除这些气体（参见碳汇）而采取的行动。近期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主要是由燃烧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所引起。减缓的做法透过转换使用可持续能源、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来达到减排的目的。此外，还可透过扩大森林面积、复育湿地和利用其他自然及技术的途径来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些过程统称为碳截存。

在一系列的选项之中，太阳能和风能具有最高的气候变化缓解潜力和最低的成本。太阳能和风能的可用变率（间歇性）可透过储能和改进的输电网络（包括超级电网、需求管理和可再生能源多样化）来解决。 直接使用化石燃料的设备（例如车辆和取暖设备）的排放量可透过电气化来达到降低的目的。改用热泵和电动载具可提高能源效率。如果工业过程无法避免产生二氧化碳，可采碳捕集与封存（CCS）措施以降低净排放量。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可透过减少食物浪费、转向植物性饮食、保护生态系统和改进耕作方式来降低排放。

气候变化缓解政策包括：通过碳税和碳交易进行碳定价、放宽对可再生能源部署的监管、减少化石燃料补贴、由化石燃料撤资，以及对可持续能源提供补贴。根据报导，依目前的政策，预计全球平均温度在2100年将升高2.7°C。这种变暖明显高于2015年《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的升温限制在低于2°C（最好是1.5°C）的目标。将全球升温限制在2°C，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可能会高于经济成本。

定义和范围

减缓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是为维持生态系统以保住人类文明，而必须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缓解”定义为“减少排放或增加温室气体截存而进行的人为干预”。

一些出版物将太阳辐射管理（SRM）描述为一种缓解气候变化的科技。SRM与温室气体缓解无关，而是把地球接收太阳辐射的方式作改变来发挥作用。此类的例子包括将到达地表的阳光量减少、增加低层大气层中云层的反射率，和让大气层高层的云层变薄以减少吸热，以及改变地表反照率。IPCC将SRM的做法描述是种“降低气候风险的策略”或“补充选项”，而非气候缓解的选项。对于已知的各种缓解措施，需同时采用，因为并无单一途径有能力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或2°C。这些措施包含以下几类：

1. 可持续能源和永续交通系统
2. 节约能源（包括有效率能源使用）
3. 在农业生产和工业过程：采永续农业和绿色产业政策的做法
4. 强化碳汇作用：以移除二氧化碳（CDR，也包括碳截存）

移除二氧化碳 (CDR) 被定义为“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并将其持久储存在地质、陆地或海洋储藏库，或是产品之中的人为活动。CDR包括现有和潜在的，经由人类增强的生物或地球化学的储存方式，以及直接在空气中捕获及储存的二氧化碳 (DACCS)，但不包括非直接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二氧化碳吸收。”

此领域中的用语仍在不断演进。如果所做的规模是全球性的，有时在科学文献中会使用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或是气候工程（climate engineering）来指进行CDR或是SRM的工作。但IPCC报告中不再采用地球工程或是气候工程的表达方式。

排放趋势与缓解承诺

主条目：温室气体排放

2020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按区域及人均）可变宽度柱型图

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发展中国家，排放量与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毛额（GDP）呈现大致等比率的结果。

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把温室效应加强，进而加剧气候变化。排放的大多数是燃烧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人为排放导致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比工业化前水平增加约50%。2010年代的排放量平均为每年560亿吨，比以往任何时期均高。在2016年，由使用能源（用于发电、供热和交通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占总排放量的73.2%，直接工业过程占5.2%，垃圾和污水占3.2%，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占18.4%。

火力发电和交通运输是主要排放源：最大的单一来源是燃煤发电厂，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森林砍伐和土地利用变化也会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人为导致甲烷排放的最大来源是农业，以及化石燃料产业的气体排放和泄漏排放。最大的农业甲烷来源是家畜。农地土壤会排放一氧化二氮，部分原因是使用化学肥料的缘故。由于多国批准《基加利修正案》(附加于《蒙特利尔议定书》)，因此冷媒中的氟化气体问题已透过政治方式解决。

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中的主要成分，而甲烷排放具有几乎相同的短期影响。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F-Gases) 造成的影响较小。牲畜及其粪便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8%，但取决于用于计算相应气体的全球暖化潜势 (GWP) 的时间范围（短期或长期）。

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作衡量，由其全球暖化潜势 (GWP) 决定，而所谓潜势又由气体在大气中的寿命而定。广泛使用的数种碳核算法将甲烷、一氧化二氮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容量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估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和陆地吸收这些气体的能力。如甲烷、氢氟碳化合物 (HFCs)、对流层臭氧和黑碳在内的短期气候污染物 (SLCP) 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从几天到15年不等，而二氧化碳能在大气中存留数千年。

有越来越多地球观测卫星被用于定位和测量温室气体排放及森林砍伐。而早期的科学家主要是依赖特定公式，以及政府自行报告的数据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

所需减排

根据各国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及承诺（2021年）在不同假设下制作的气候变化情景图。

联合国环境署在2022年发布的年度“排放差距报告（Emissions Gap Report）”指出：“要能走上将全球增温限制在1.5°C之路，全球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把8年前订立的政策中预定达成的排放量再降低45%，而且要在2030年后仍继续快速下降，以免把有限的剩余大气碳预算耗尽。这份报告还评论说，世界应该关注“涵盖广泛的整体经济转型”，而非专注于逐步增量式变化。

IPCC于2022年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警告温室气体排放最迟必须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在2030年之前下降43%，才有可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C (2.7°F)以内。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欧·古特瑞斯强调为此目标，“主要排放国必须从今年开始大幅减排”。

承诺

于2009年成立的研究机构气候行动追踪针对2021年11月9日的情况描述为：根据现行拟定的政策，全球气温到本世纪末将上升2.7°C，而根据国家实际的做法，则将上升2.9°C。如果仅履行在2030年达成的承诺，温度将上升2.4°C，如果长期目标也能实现，温度将上升2.1°C。如果所有宣布的目标都完全能实现，全球气温上升的峰值将是1.9°C，升温将在2100年下降到1.8°C。所有气候承诺的信息都会发送到全球气候行动门户网站（此网站依据《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UNFCCC）设立）。科学界正在检查承诺的达成情况。

虽然为2020年所设的大多数目标均未得到明确和详细的评估，或是媒体的报导，但肯定的是各国未能实现其中多数，甚或是所有目标。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简称：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后，运行气候行动追踪机构的研究人员报告说，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85%的国家中，只有4个政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 欧盟、英国、智利和哥斯达黎加 - 已发布详细的官方政策计划，描述实现2030年缓解目标的步骤和进行方式。

美国和欧盟于2021年发起全球甲烷减排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将排放量减少30%。阿根廷、印尼、意大利和墨西哥加入这项倡议，“加纳和伊拉克表示有兴趣加入，根据一份白宫的会议摘要，这6国恰好都名列全球前15个甲烷排放国之内。”以色列也加入此倡议。

低碳能源

主条目：永续能源和能源转型

虽然全球努力生产可再生能源，但目前煤炭、石油及天然气仍是人类耗用能源的大宗。

能源系统（包括能源的输送和使用），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能源部门需要快速和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以控制全球变暖程度不超过2°C。IPCC建议的措施有：“减少消耗化石燃料，增加低碳和零碳能源的产量，以及增加电力和替代能源载体的使用”。

几乎所有的情景和策略都预计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会大幅增加，并结合提高能源效率措施。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必须从2015年的0.25%年增长率加速6倍（到1.5%），而将全球变暖程度控制在2°C以下。

在可再生能源中，尤其是太阳能光伏系统发电以及风能发电正逐步扩大其供电量的占比。

可再生能源所具的竞争力是达成快速部署的关键。 在2020年，陆上风能和太阳能光电是许多地区新增最便宜且大容量电力的来源。可再生能源目前有较高的储存成本，但不可再生能源却具有更高的清理成本。设定碳定价可把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提升。

太阳能和风能

主条目：太阳能和风能

安达索尔太阳能电站（额定容量150兆瓦）是欧洲第一个商业化的抛物线槽型太阳能热电站，位于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省，采用熔盐罐储存太阳能（热能），于阳光停止照射后仍可持续发电达7.5小时。

风能和太阳能可用其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而成为大量低碳能源的来源。IPCC估计这两种减缓方案在2030年之前具有最高的低成本减排潜力。

太阳能光电 (PV) 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最便宜的发电方式。从1990年代起，光电一直以接近指数型的方式增长，大约每3年即增加1倍。另一种技术是聚光太阳能热发电 (CSP)，使用反光镜或是透镜将大面积的阳光热量聚集到接收器上。CSP可将热能储存几个小时，于晚间继续提供。 在2010年至2019年间，全球太阳能热水器装置数量已增加一倍。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谢菲德平原风电厂，此电厂的额定发电容量为845兆瓦。

在地球南北半球中纬度较高的地区具有最高的风力发电潜力。 海上风力发电场成本更高，但单位装置容量可提供更多电力，而且波动更小。在大部分地区，冬季光电的输出较低时，风力发电量却会较高，基于此原因，风能和太阳能两者结合可让供电能更为平衡。

其他可再生能源

位于中国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额定水力发电容量为22,500兆瓦，排名世界第一）。

其他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包括有水力、生物能源和地热能：

• 水力发电是透过水的移位而产生的电力，在巴西、挪威和中国等国家的能源中有重要的作用。但此种产生电力的方法存在地理限制，以及环境问题。在某些沿海地区可利用潮汐能来发电。。
• 生物能源可供发电、供热和交通运输之用。生物能源中，特别是沼气，可提供调度用发电。燃烧植物性生物质作为能源会释放二氧化碳，回过头来，这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这类燃料的生产、运输和加工方式对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排放有重大影响。目前已有可再生生物燃料用于航空领域。
• 地热能可用来生产电力。目前有26个国家/地区利用地热能来发电，而有70个国家/地区使用地热能供暖。

整合变动性可再生能源

更多信息：储能技术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并不能与实际电力需求同步。为从风能和太阳能等变动性可再生能源得到稳定的电力，得让电力系统具有灵活性。大多数电网都是由非间歇性能源发电所建构，例如燃煤发电厂。 当有越来越多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并入电网，就必须进行变革，以确保电力的供应与需求能匹配。

要让电力系统能更为灵活，有多种方法可达到目的。在许多地方，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就每日以及季节性上有互补的功能：太阳能发电量在夜间和冬季会较低，但风力发电量会较高。透过高压直流输电方式把电力输送到不同的地理区域可进一步将此类变动性消除。而透过能源需求管理与智慧电网跟随电力需求而移动，与变动性能源生产高峰时间相匹配。 电转X（将剩余的电能以不同的方式储存）可提供更多的灵活性，把剩余电力改用到电热系统和电动汽车也是其中的解决方案。为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建设过剩产能将有助于确保，即使在恶劣天气时也能产生足够的电力。在最佳的天气状况时，如果多余的电力无法储存时，则会发生必须减少发电的情况。

电池储存电能设施。

建立储能设施有助于克服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弱点。最常用到的蓄能做法是抽蓄发电，此方式需要位于落差大且易于调度水的地点。利用电池储能也有广泛的部署，但通常仅作短期储存之用。目前由于电池的高成本和低能量密度，尚无法应对季节性变化所需的大型储能用途。而某些地方已建有可维持数个月的抽蓄发电能力。

核能

更多信息：永续能源和核子动力

核能可用来发电，补充可再生能源的不足。而在另一方面，环境和安全风险可能会超过收益。

目前建造核子反应堆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超过扩大风能和太阳能部署所需的时间，并存在信用风险。然而中国认为其成本会便宜许多，因此在大量建设此类发电厂。 截至2019年 (2019-Missing required parameter 1=month!)截至2019年，延长核电厂寿命的成本较其他发电技术（包括新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天然气取代煤炭

本节摘自永续能源#Fossil fuel switching and mitigation。

从采用煤炭作为能源转而改用天然气，在可持续性方面具有优势。对于生产每一给定能源单位，天然气的能源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是风能或核能排放量的40倍，但远低于煤炭的。当用天然气发电时，所产生的排放量约为煤炭排放量的一半，当用于供热时，天然气产生的排放量约为煤炭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在开采天然气和运输过程中，降低甲烷泄漏可进一步降低其对气候的影响。 天然气产生的空气污染较煤炭的为少。

从煤炭转用天然气可在短期内减少排放，而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但从长远来看，天然气无法提供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发展天然气基础设施存在碳锁定和搁浅资产的风险，新的天然气基础设施需承担数十年的碳排放作用，或是在盈利之前就必须拆除。

降低需求

更多信息：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行动

降低对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有三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是透过行为和文化的改变，例如改变饮食的内容，其次是改善基础设施（例如建立良好的大众交通网络）,最后是改变终端技术（例如有良好隔热的房屋比隔热较差的会导致较少的排放）。

那些能减少对产品或服务需求的缓解方案可帮助人们做出减少碳足迹的个人选择，（例如在选择交通工具或食物时）。这表示此类缓解方案有许多社会面上可减少需求的功能（也称为需求方缓解行动）。例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会产生更多温室气体排放。通过减少这类人的排放和推行绿色政策，他们可成为“低碳生活方式的榜样”。但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心理变量，例如认识和风险感知。政府政策会产生支持或是阻碍需求缓解方案的作用。例如公共政策可促进循环经济概念以支持缓解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共享经济有关联。

关于经济增长与排放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争论。经济增长似乎不再必然会有更高的排放量。

节能与增效

主条目：节约能源和能源效率

全球在2018年对一次能源的需求超过161,000TWh（10亿瓦时），包括电力、交通运输和供暖，也包括其中发生的任何损失。在交通运输和电力生产中，使用化石燃料的效率较低（低于50%）。由于发电厂和汽车发动机中的许多热量被浪费掉，实际消耗的能源量为116,000TWh，明显较需求为低。

所谓节能是使用更少的能源服务而达到减少能源消耗的目的。为达到目的，可透过更有效的使用（使用更少的能源而达到相同的结果）或减少使用服务数量（例如减少驾车）来实现。节能位于可持续性能源阶层结构的顶端。 可通过减少浪费和损失、技术升级以提高效率，以及改进运作和维护来达到节能的目的。

有效使用能源，有时就简称为能源效率，是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降低所需能源量的做法。提高建筑物能源效率（“绿色建筑”），全球到2050年的工业制程和交通运输的能源效率可将能源需求降低达3分之1，均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进行建筑隔热后，使用更少的加热和冷却能源即可实现和保持热舒适性。要提高能源效率，通常是采用更高效的技术或生产过程，或是采用减少能源损失的做法来实现。

改变生活方式

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者，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占全球人口50%最贫穷者整体排放的两倍以上。

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行动包括许多个人选择，例如饮食、旅行、家庭能源耗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以及家庭规模。希望减少碳足迹的人（尤其是在高收入经济体内，又过着高消费生活方式的人）可采取“具有重大影响”行动，例如避免成为飞行常客、避免使用以汽油作燃料的汽车、摄取主要为植物性饮食、少生子女、延长衣服和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以及使用电力烹饪及取暖。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做出这些改变会更加困难，因为他们通常无法负担电动汽车等的成本。过度消费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远大于人口增长。过度消费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甚为巨大，全球富人中排名在前10%的，其生活方式的排放量即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

改变饮食

主条目：低碳饮食和植物性饮食

避免食用肉类和奶制品被称为个人可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最重要行动”。 到2050年，如广泛采用素食可将与食物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3%。中国在2016年推出新膳食指南，目的为到2030年将肉类消耗量减少50%，因此每年可减少1吉吨（Gt，10亿吨）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体而言，由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由食品产生的占比最高，占所有碳足迹近20%。近15%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归因于畜牧业。

改而摄取植物性饮食会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特别是减少肉类消费有助于减少甲烷排放。如果高收入国家转向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可把大量用于畜牧业的土地恢复到自然状态，因此有可能在本世纪末把1,000亿吨二氧化碳封存。

家庭规模

更多信息：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行动

全球人口数目自1950年起已经增加两倍。

人口增长导致大多数地区，特别是非洲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然而经济增长对于气候的影响大于人口增长。由于个人收入增加，改变消费和饮食模式，再加上人口增长，而对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形成压力，会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更少的碳封存。学者指出，“采取人道方式以减缓人口增长的政策可成为多方面气候应对行动中的一部分，与终止化石燃料使用和激励可持续消费一并进行。”“女性教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进步，特别是自愿性计划生育，在减少世界人口增长方面可提供巨大贡献”已是多数人具备的知识。

保护和强化碳汇

全球约58%的二氧化碳排放被不同的碳汇所吸收，包括植物、土壤以及海洋（参见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Budget）。

png格式世界地图，以不同颜色显示各国土地受到保护的程度，颜色越浅表示受保护的土地越多。

主条目：去除二氧化碳；碳截存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改变与林业]]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提出一项重要的缓解措施，即“保护和加强碳汇”。 所指的是为地球的天然碳汇做管理，以保持或提高它们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并持久储存的能力（称为碳截存）。在减缓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汇（sink）”被定义为“从大气中去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活动或是机制”。全球两个最重要的碳汇是植被以及海洋。

为增强生态系统的碳截存能力，农业和林业需要进行变革，例如防止森林砍伐和经由林地复育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将全球变暖程度限制在1.5°C的情景，通常预示在21世纪须大规模使用去除二氧化碳的措施。虽然人们担心过度依赖这些技术和其对环境的影响。但生态系统复育后，其减少转化的减缓潜力是在2030年之前可产生最大减排量的工具之一。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把在陆地实施的缓解方案称为“AFOLU缓解选项”。AFOLU为“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报告将围绕森林和生态系统相关活动的经济缓解潜力描述为：“对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沿海湿地、沼泽、疏林草原和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改善和复育”。资料显示减少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的缓解潜力很大。这些活动的经济潜力估计可达每年降低4.2至7.4吉吨二氧化碳当量。

森林

更多信息：碳截存、[[:森林砍伐与气候变化]]和减少因森林砍伐与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

保育

有人争论说，把原住民土地权利返还予原住民，更能有效保护森林。

主条目：森林砍伐、沙漠化和保护森林

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于2007年为英国政府撰写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报告（《斯特恩报告》），指出遏制森林砍伐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全球大约95%的森林砍伐发生在热带地区，主要是开辟土地供农牧业使用。森林保护战略中有一项，是将土地权利从公共领域转移给当地原住民。以往土地特许权通常会流向势力庞大的矿业公司，而这些公司所采的策略会排除，甚至将当地居民驱离（此做法称为“堡垒保护”），结果是当地居民为求生存而接踵为矿业公司工作，最终导致更多的土地遭到开发。

保护森林（Proforetation，即保护保护既有的自然森林）会促进森林充分发挥其生态潜力。这是一种缓解策略，因为在废弃农田中再生的次生林，其中生物多样性会较原始森林为低，而原始森林储存的碳比这类次生林多出60%。保护森林的策略包括再度野化和建立生态廊道。

植树造林和林地复育

主条目：植树造林、林地复育和森林再造

植树造林（Afforestation）是在以前没有树木覆盖的地方种植树木。依据气候变化情景估计，建立占地达4,000百万公顷（Mha，即6,300 x 6,300公里）的新种植园，到2100年的碳储存能力会超过900吉吨（等于2,300吉吨二氧化碳）。但这类设想并不被认为是可行的积极减排替代方案，因为所需种植园面积过于庞大，会把大多数自然生态系统排除，或是减少粮食生产。植树造林的其中一例是种兆棵树运动。

让业经砍伐过的森林，其残存树根及树干重新生长，会比重新植林更能有效吸收及储存二氧化碳。但此种做法因原住民无土地权利，而难以实施。

林地复育（Reforestation）是对既有，已被砍伐殆尽的森林或最近曾有森林存在的地方进行重新种植。林地复育每年至少可储存1吉吨的二氧化碳，估计成本为5-15美元/吨二氧化碳。将全世界所有退化的森林恢复，可捕获大约205吉吨碳（750吉吨二氧化碳）。当集约农业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废弃农田的数量也会增加。据估计，每砍伐1英亩原始森林，就有超过50英亩的新次生林生长。在一些国家，促进废弃农田重新植树可抵消这些国家好几年的排放量。

种植新树将会是一项昂贵且有风险的投资，例如，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萨赫尔地区的新种树木，大约有80%会在两年内枯死。林地复育比植树造林（重新造林）具有更高的碳储存潜力，预计为红树林做复育之后的40年内，每公顷可提供高出60%的碳储存。通过在可用的红树林地区做林地复育，可让位于河口和沿海湿地生态系统的二氧化碳吸收量每年增加4.3-5.1%。协助本土物种自然生长的成本会更低，而且它们更有存活的机会，即使是长期遭受砍伐的森林仍然有由活根和树桩组成的“地下森林”存在。其间当地人可能会做修剪（园艺）和萌生以加速树木生长，这样做也能产出木质燃料（另外产生木质燃料的主要来源则是森林砍伐）。这种被称为农民自然再生做法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实施的最大障碍是国家拥有这些林地，经常将木材权出售给企业，导致树木幼苗被当作障碍物而被连根拔起。为当地人提供法律援助，还有在马利和尼日等地对财产法做修改后，产生所谓的非洲最大积极环境变革，从太空中可以看到尼日和尼日利亚两国间的边界地带，尼日利亚这一边的土地更为贫瘠，原因是那儿的法律并未修改。

土壤

更多信息：碳截存、土壤存碳和气候智能型农业

有许多增加土壤碳含量的措施，而让情况变得复杂且难以测量和解释。

在全球保护健康的土壤和恢复土壤碳海绵作用，每年可从大气中去除76亿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一年排放量。树木在生长时会吸收二氧化碳，并透过根部渗出液释放更多的碳进入土壤。树木有助于构建土壤碳海绵。木材燃烧时，所含的碳会立即以二氧化碳形式释放出来。如果让死树维持原状，只有部分碳会随分解作用而进入大气。

加强土壤截碳的方法包括不犁田耕作、秸秆覆盖和作物轮作，有机农业会比传统农业更广泛用到这类做法。由于目前美国的农田中仅有5%采不犁田耕作和秸秆覆盖的做法，如改变后将会有巨大的截碳潜力。

农作会耗尽土壤中的碳，让土壤失去支撑生命的能力。但保护性耕作可保护土壤中的碳，并随时间演进而将破坏修复。种植覆土作物的耕作方式已被公认为是种气候智能型农业。 在欧洲，对土壤的最佳管理做法被形容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碳：耕地转变为草地、加入秸秆、减少犁田、加入秸秆与减少犁田两项结合、草与作物轮作系统以及种植覆土作物。

再生农业包括保护性犁田、多样性、轮作和种植覆土作物，最大限度减少实际干扰并支持土壤截碳。此做法可改善土壤状况，最终可提高农作产量。

另一种缓解选项是生产生物碳，即生物质经热裂解后剩余的固体，并将其储存在土壤中。在生产过程中，生物质中有一半的碳被释放 - 释放到大气中或透过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捕获 - 而另一半的大部分将留存为稳定的生物碳。生物碳可在土壤中留存数千年。生物碳可提高酸性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业生产力。在生产生物碳的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可作为生物能源来利用。

湿地

更多信息：碳截存和湿地

左图 - 未受底拖网捕捞破坏的海底，右图 - 已受底拖网捕捞破坏的海底。这种捕捞法会把海底自然的碳汇大肆破坏。

湿地复育是项重要的缓解措施，在有限面积的土地上具有中等到较大的缓解潜力，但在大面积的复育上则会有财务上的问题 - 由复育产生的好处（如改善水质及改进生物多样性）可能无法抵销因损失大片土地而产生的经济成本，另外就是需要长期监测才能确定复育所能达到的效果。湿地在气候变化方面有两个重要作用 - 它可封存碳，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固体植物材料，也可储存和调节水。全球湿地每年约可储存约4,500万吨的碳。

有些湿地是重大的甲烷排放来源，有些还会排放一氧化二氮。全球泥炭地仅占陆表的3%，但储存高达550吉吨的碳，占所有土壤碳的42%，超过所有其他植被中（包括世界森林在内）储存的碳。 对泥炭地的威胁包括将其排水后改为农业用地和在当地伐木，那些树木有助于保持和固定泥炭地。此外，泥炭通常被掘出作为堆肥。把退化泥炭地复育的做法有将排水渠道阻绝，设置保护区，让自然植被将其覆盖。

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在海洋植被栖息地中占有大部分，其中仅含有相当于陆地植物生物质的0.05%，但储存碳的速度比热带森林快40倍。 底拖网捕捞、沿海开发的疏浚和化肥径流会破坏沿海生境。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全球有85%的牡蛎礁已遭移除。牡蛎礁有清洁水域并让其他物种繁衍生息，而增加当地生物量的作用。此外，牡蛎礁有降低飓风波浪的力量和减少海平面上升造成的侵蚀作用，可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恢复沿海湿地被认为比恢复内陆湿地更具成本效益。

深海

更多信息：碳截存、海洋酸化和蓝碳

深海选项侧重于可储存在海洋储藏地的碳，做法包括有海洋肥化、升高海洋碱度或增强风化。目前对海洋缓解方案潜力的评估是在2022年所做，且仅有“有限的部署”，但“在未来会具有中等到大规模的缓解潜力”。总体而言，“基于海洋的缓解选项具有每年去除1–100吉吨二氧化碳的综合潜力”。所需成本在40-500美元/吨二氧化碳之间。这些选项中的大多数还有助于降低海洋酸化（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而引起海水pH值下降的现象）。

所谓蓝碳管理，是另一种基于海洋的生物二氧化碳清除方式，同时涉及基于陆地和基于海洋的做法。 此名词通常指的是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海草可发挥的碳截存作用。其中一些做法也可在深海区域进行，绝大多数海洋碳都聚集在那儿。前述生态系统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也有助于进行基于生态系统的调适。反过来，当蓝碳生态系统退化或消失时，会将截存的碳释回大气中。人们对开发蓝碳潜力的兴趣日益增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态系统单位面积吸收的碳被发现会远多于陆地森林。但蓝碳作为一种去除二氧化碳溶液的长期有效性仍存有争议。

增强风化

主条目：增强风化

透过增强风化作用，每年可以去除2–4吉吨的二氧化碳。这种做法把含硅酸盐（如玄武岩等岩石）精细研磨后再散布到海洋表面，来加速自然风化（加速岩石、水和空气之间的化学反应）。如此做可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将其永久封存在固体碳酸盐矿物或海洋碱度之中。所需成本估算为50-200美元/吨二氧化碳之间。

其他捕获和储存二氧化碳的方法

主条目：直接空气捕获、碳捕集与封存和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

图示，针对一大型燃烧天然气的点源二氧化碳排放，陆地的以及地质的截存过程。

除利用在陆地上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除去的传统方法外，也有其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及降低现有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技术被开发。CCS是种缓解气候变化的方法，在大型点源（例如水泥厂或燃烧生物质的发电厂）将二氧化碳捕获，然后将其安全储封存，而非让其释放进入大气。 IPCC估计，如果没有CCS，阻止全球变暖的成本将会翻倍。

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BECCS) 把CCS的潜力加以扩充，其目的在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在此过程中，先培养生物质来产生生物能源，生物质生长时可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生物质经燃烧、发酵或热裂解而转为为电力、热或是生物燃料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是生物碳，前者被捕获并储存在地下，后者则施用于土地上。这种过程可有效将二氧化碳从大气中移除。BECCS因此被认为是种负排放技术 (NET)。

BECCS具有的潜在负排放能力在2018年被估计为每年可达0-22吉吨。截至2022年，估计BECCS一年约已捕获200万吨二氧化碳。若要广泛部署BECCS，会受到生物质成本和其可用性的限制。在电脑建模预测中（例如与IPCC相关的综合评估模型（IAM）），BECCS是种实现2050年以后气候目标的重要方法，但由于其具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许多科学家对其抱持有甚高的怀疑。

直接空气捕获（DAC）是种直接从环境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的过程（相对于在点源污染处捕获），然后加以浓缩，再封存或是利用，或生产碳中性燃料和电转气。DAC是种耗费能源的做法，仍须透过大型测试以将技术改进，并降低成本。

各区块的缓解措施

参见：温室气体排放

把工业部门的直接以及间接排放列入考虑，这个产业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建筑物

主条目：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建筑

参见：可再生热能和无动力制冷

建筑物区块占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大约有一半的能源用于空间调温和把水加热。建筑物中的隔热设施可显著降低一次能源的需求。热泵是种智能式设备，可参与需量反应，有利于变动式（或称间歇式）可再生资源整合到电网中。太阳能热水器直接利用太阳热能。人们自助的做法包括在家庭需求改变时搬到较小的住处、混合使用空间和共同使用设备。在建新建物时可使用被动式太阳能建筑设计、低耗能建筑或零碳建筑新技术。此外，在城市的开发，利用颜色更浅、反光性更强的材料，以建造出更节能的建筑。

空气源热泵的室外机。

现代热泵所耗用的电力通常仅为传统电器设备的3分之1到5分之1，具体取决于性能系数和外部温度。

制冷和空气调节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10%，这些排放量是由于使用化石燃料和氟化气体所造成。替代性冷却系统，例如无动力制冷建筑设计和装置被动式日间辐射冷却外墙，可减少空调的使用。在炎热和干旱气候的郊区和城市可透过被动式日间辐射冷却，可显著降低冷却能源消耗。

由于较贫穷国家的气温升高，加上冷却设备可用性增加，预计用于冷却的能源将会显著上升。全球生活在最热地区的28亿人中，目前只有8%的人拥有空调，而美国和日本的此一比例为90%。把能源效率提高，加上摆脱旧式，有超级污染效果的冷媒，世界在未来40年内可避免排放累积达210–460吉吨的二氧化碳。制冷区块转向可再生能源有两个优势：太阳能在中午产生的高峰发电量与制冷所需的负荷相对应。此外，电网负载管理中在制冷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交通运输

主条目：永续交通系统和废止燃油车

电动汽车的销售趋势图。

交通运输的排放占全球排放量的15%。增加大众运输、低碳货运和使用自行车是此区块脱碳中很重要的做法。

电动载具和环保铁路设计可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在大多数情况下，电气化火车比航空运输和道路运输更有效率。其他提高效率的方法还有改善大众运输、智能移动、共享汽车和混合动力车辆。可把乘用车的化石燃料耗用包括在排放交易机制内。

电池动力巴士（加拿大蒙特利尔）。

世界银行支持低收入国家购买电动巴士，虽然其价格高于柴油动力巴士，但可通过降低运作成本和降低城市空气污染的好处将其抵消。

到2050年，预计道路上有4分之1到4分之3的汽车将是电动汽车。目前电动汽车的电池有过重的问题，长途重型货运卡车或可改用液态氢气作为解决的方式。

海运业

更多信息：航运对环境的影响

对于航运业，排放法规正推动使用液化天然气 (LNG) 作为船用燃料。经营船舶的业者必须从重油转向更昂贵的油基燃料，安装昂贵的烟气处理技术或转而使用液化天然气发动机。但当未燃烧的天然气发生泄漏时，会降低这种燃料的优势。马士基是世界上最大的货柜航运公司和船舶营运商，它在投资液化天然气这类过渡燃料时发出警告，此举会造成搁浅资产的后果。该公司将绿色氨（100%零碳生产的氨）列为未来的首选燃料之一，并宣布到2023年会建造第一艘碳中性动力船舶，以碳中性甲醇作为燃料。有部分以氢为动力来源的邮轮正在试验中。

采混合动力和全电动渡轮则适于短途航行。挪威计划到2025年拥有一全电动渡轮船队。

航空业

更多信息：航空业对环境的影响

航空业在1940-2018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全球占比的0.7%增长到2.65%。

喷射客机会排放二氧化碳，以及科学界目前了解尚少的氮氧化物、凝结尾，加上悬浮微粒而导致气候变化。单独由二氧化碳造成的辐射强迫估计为1.3-1.4毫瓦/平方米（mW/m2），因飞机诱导产生的卷云（科学上对此的了解尚低），其影响尚未包括在内。全球航空业在2018年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所有排放量的2.4%。

虽然航空业的燃油效率不断提高，但因航空旅行数量增加更快，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到2020年，航空业排放量比2005年高出70%，预计到2050年，增长可能会达到300%。

航空业可透过提高飞机燃油经济性来减少环境足迹，优化航空交通管制及飞行航线以降低非二氧化碳气体（如氧化氮、悬浮微粒及凝结尾）对气候的影响。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拟定的国际民航碳抵销及减少计划（CORSIA）包含有采用航空生物燃料、开放排放权交易及促进碳抵销与碳信用等措施，有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短途飞行禁令、机场联络轨道系统、个人选择以及航空税收和补贴有降低航空使用量的效果。油电混合动力飞机、电动飞机和氢动力飞机有机会取代依赖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飞机。

大多数对航空领域在二氧化碳排放的预测均为会上升，至少持续到2040年，目前此领域的年排放量为1.8亿吨（占交通运输排放量的11%）。在未来数年中，使用航空用生物燃料和氢气动力的航班仅为少数。预计在2030年之后，会有混合动力驱动飞机进入区域定期航班市场，由电池驱动的飞机预计在2035年后进入市场。根据CORSIA，航班运营商可购买碳抵消以弥补其高于2019年的排放水平，而CORSIA从2027年起将改为强制性。

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

不同食物在供应链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参见：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和永续农业

农业和林业部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的20%。粮食系统采取的缓解措施分为4类：需求方变化、生态系统保护、农业场所缓解措施和供应链缓解措施。在需求方面，限制食物浪费是减少排放的有效途径。此外，减少对动物产品的依赖（尤其是转向植物性饮食）是有效的做法。

饲养牛只所排放的甲烷占全球排放量的21%，成为全球变暖的重要驱动力。而热带雨林遭到砍伐，转为放牧用途时，影响更大。在巴西，生产1公斤牛肉最多可排放335公斤二氧化碳当量。除农业中使用的的化石燃料之外，牲畜、其粪便管理过程以及水稻种植也会排放温室气体。

减少畜牧业牲畜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缓解做法包括基因选择、将甲烷氧化菌引入反刍动物的瘤胃、为牲畜注射疫苗、改善饲料、饮食调整和进行放牧管理。其他的选项有社会饮食转向非反刍动物产品，例如代乳品和素肉。饲养家禽类等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会少很多。

水稻种植中的甲烷排放可通过被称为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SRI) 的做法（选用优良种子、降低种植密度、增加土壤肥力以及控制用水）而达到减排的效果。

工业

把工业的直接和间接排放列入考虑，这个产业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电气化可把排放降低，对于能源密集，又无法电力化的，可改用绿氢作为能源。对于钢铁和水泥行业的缓解选项，包括转向污染较少的制程。用更少的材料制造产品以降低排放强度，并提高工业流程的效率。最后，循环经济的做法可减少对新材料的需求，也可减少采矿和制造所释放的排放量。

对水泥生产的脱碳需对创新进行投资，以开发新的技术。生物混凝土有可能减少排放，但由于尚无成熟的缓解技术，因此至少在短期内仍需采CCS的措施。钢铁业所用的高炉可被使用氢气直接还原铁制程和电弧炉取代。

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在开采及生产时通常会有大量甲烷泄漏。有些政府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2020年初颁布相关监管法规。对于那些进行天然气国际贸易的国家，将油气井和加工厂的甲烷泄漏问题修复具有成本效益。一些天然气价格便宜的国家，例如伊朗，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仍有甲烷泄漏的问题。但几乎这类情况均可通过更换旧组件和利用常规瓦斯燃除来解决。即使在矿井关闭后，煤层气仍有可能继续泄漏，但可利用排水和/或通风系统收集。化石燃料公司并非总有有经济动机来解决甲烷泄漏问题。

共同效益

主条目：气候变化减缓的共同效益

健康与福祉

更多信息：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 减缓带来的共同健康效益

气候变化缓解措施产生的健康效益（也称为“共同效益”）相当显著：不仅可减轻对未来健康的影响，且可直接改善健康。缓解气候变化与各种共同效益（例如减少空气污染和其相关的健康利益）相互关联。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既是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是每年造成大量死亡案例的原因，据估计，2018年由此产生的超额死亡人数高达870万人。缓解政策还可促进更清洁的空气、更健康的饮食（例如少摄取红肉）、更积极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多接触绿色城市空间的机会。接触城市绿色空间对精神健康有益。增加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也可降低城市热岛效应，而减少人们的热压力。研究显示人们在减少商品和服务消费所做的，会对构成福祉的18个成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目前的气候变化情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的措施）相比，到2040年，在9个国家中，“可持续情景”能每年减118万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死亡、586万与饮食相关的死亡和115万因缺乏身体活动的死亡。这些好处归因于缓解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接触有害污染物的相应行动，以及改善饮食和安全的身体活动。将全球暖化升温限制在2°C而发生的成本会低于因清洁空气而导致人们延长寿命的价值，而在印度和中国，这种成本相对会更小。

在交通运输部门，缓解策略更能实现获得交通服务的公平性，并同时减少道路壅塞。 处理不平等问题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将健康作为国家自定贡献目标的重点，可提供机会来提升企图心，并达到健康共同效益。

气候变化调适

更多信息：气候变化调适 § 与缓解的共同效益

一些缓解措施在气候变化调适的领域具有共同效益。例如许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就是这种情况。城市环境中提供的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就能同时达到减缓以及调适的效益。调适做法包含有城市森林和行道树、绿化屋顶和绿色植生墙、城市农业等形式。缓解做法是通过保护和扩大碳汇，以及减少建筑物的能源使用来实现。通过降低热压力和洪水风险而提供调适上的效益。

世界排放权交易与碳税状况（2019年）

  排放权交易 实施 或 计划实施

  碳税 实施 或 计划实施

  把 排放权交易 或 碳税 列入考虑

成本与资金

主条目：[[:气候变化缓解经济学]]

估算缓解所需的成本取决于基线（在这种情况下，是与替代情景进行比较的参考情景）、成本建模方式以及对未来政府政策的假设。特定地区的缓解成本估算取决于该地区未来“允许”的排放量，以及采取干预的时机。

减排成本将依据据减排方式和时间的不同而有变化：但及早、周密计划的行动会让成本最小化。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C以下，其获益会超过花费的成本。

许多经济学家估计缓解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会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到2%。 在2018年所做的一项估计显示，每年花费1.7兆美元可将温度升高限制在1.5°C。这是一笔巨款，但仍远低于各国政府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的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这种成本每年超过4.7兆美元。 但到2022年底，许多人认为将温度限制在1.5°C是个在政治上不可能的任务。

缓解措施产生的经济影响会因地区和家庭而异，取决于政策设计和国际合作水平。全球合作有所延迟会增加各地区的政策执行成本，特别是在目前碳密集度较高的地区。具有统一碳值的路径显示在碳密集度更高的地区、化石燃料出口地区和较贫困地区，减缓成本会更高。以GDP或货币形式表示的总量数字，会低估对较贫穷国家中家庭的经济影响，对当地福利和福祉的实际影响会相对较大。

成本效益分析可能不适合对气候变化缓解的整体做分析，但对于1.5°C目标和2°C目标之间的差异做分析仍有用处。估算减排成本的一种方法是考虑潜在技术和产出变化的可能成本。政策制定者可比较不同方法的边际减排成本，以评估随时间演化中可能减排的成本和数量。各种措施的边际减排成本将因国家、部门和时间而异。

避免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成本

参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限制气候变化，可避免因气候变化影响而付出的部分代价。根据《斯特恩评论》，不采取行动的话，每年损失至少相当于全球GDP的5%，从现在起并无限期延伸下去（如果包括更广泛的风险和影响，损失会高达GDP的20%，或是更多）），而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仅占GDP的2%左右。从财务角度来看，推迟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非一好主意。

缓解方案通常仅就成本和温室气体减排潜力进行评估，而在人类福祉受到直接影响方面却被忽略。

分配减排成本

将升温限制在2°C或以下所需减缓的速度和规模，即表示会造成深刻的经济和结构变化，而会引发跨地区、收入阶层和部门的多种分配方面的问题。

关于如何分配减排责任，已有不同的建议：平等主义、基本需求（根据最低消费水平作定义）、比例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一个特定的建议是“人均应享权利”。这种建议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排放量按全国人口分配。而第二类的方式将依据历史（累积）排放量做分配。

政策

市政政策与城市规划

主条目：气候变化与城市

骑脚踏车几乎不会产生碳足迹。

城市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全球大城市在2020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及甲烷为28吉吨二氧化碳当量。是“透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合并导致的结果”。{{rp|TS-61}所谓气候智能型城市规划，目的在减少城市蔓延以减少移动距离，而降低交通运输的排放，支持空间混合使用，大众交通、步行、骑自行车、共享车辆，可减少城市排放。城市森林、湖泊和其他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可减少冷却能源需求，而直接和间接减少排放。私家车在运送乘客方面效率极低，而大众交通和自行车在城市环境中的效率要高出许多倍。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基础设施，引导大众从汽车转向前述交通方式，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来说将有助益。可利用封存、堆肥和回收来减少城市固体废弃物的甲烷排放。

国家政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就人均排放量而言，美国则排名第一（2017年资料）。

缓解政策会对个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巨大而复杂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果没“精心设计和包容的政策，这类缓解措施会给贫困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负担。”

要能源部门达成低排放，最有效和有经济效益的方法是结合基于市场机能的工具（税收、许可）、制定标准和提供信息政策。 国家政策中可支持缓解变化的包括有：

• 监管标准：此类技术或性能标准可有效解决市场失灵时发生的信息壁垒。如果监管成本低于解决市场失灵而得的收益，即表示标准可产生净收益。其中一例是汽车的燃油效率标准。
• 基于市场的工具 例如排放税和收费：排放税要求国内排放者为释放到大气中的每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支付固定费用或是税金。如果每个排放者都面临相同的税收，就有人会率先采用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减排。但现实世界中的市场并不完美，表示排放税会有偏离这理想的可能。若考虑到分配和公平方面，通常会采根据不同来源而采不同税率的征收方式。
• 可交易的排放权：排放可通过排放权交易进行限制。分配的排放权等于排放限制，每个排放实体需要持有与其实际排放量相等的排放权数量。只要交易成本不过高，同时交易市场和与排放活动相关的市场不存在重大缺陷，排放权交易就具有成本效益。
• 自愿协议：这些是政府（公共机构）和行业之间的协议。[协议可能涉及一般问题，例如研究开发，但在其他情况下，也会议定量化目标。但也存在协议参与者发生搭便车问题的风险，或是它们不遵守协议，或是享受协议的好处，却不承担任何成本。
• 信息工具：信息不顺畅被认为是对提高能源效率或减少排放的障碍。这类政策示例包括提高公众意识，为住家进行隔热以节能，或少摄取肉类和奶制品以减排。但有人说要求人们少吃肉，对政客而言是种“政治毒药”。
• 研发政策：某些领域，例如土壤，会因国家/地区而异，因此需要做全国性研究。 有些技术需要资金支持才能达成商业规模，例如浮体式离岸风力发电。
• 低碳电力：政府要放宽对太阳能和陆上风能的限制，并部分资助被私营部门认为有风险的技术，例如核能发电。
• 需求面管理：目的为减少能源需求，例如通过能源审计、贴标签警示以及监管。
• 增添或是删除补贴：
  • 利用减排补贴，针对减少或封存的每吨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支付。虽然补贴措施通常不如税收有效，但因分配性和竞争性问题，有时会导致能源/排放税与补贴（或税收免除）相结合。
  • 制定补贴和财政激励措施：例如以能源补贴支持潮汐发电等尚未在商业上可行的清洁发电。
  • 逐步取消无用的补贴：许多国家提供的某些补贴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例如农业补贴和能源补贴，以及对交通运输的间接补贴。如针对牛的农业补贴或化石燃料补贴等特定例子。
• 绿色马歇尔计划（Green Marshall Plan）呼吁全球中央银行创建资金以资助绿色基础设施，
• 市场自由化：目前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发生市场重组情事。其主要目的是增加市场竞争，但会对排放量产生重大影响。

淘汰化石燃料补贴

本节摘自化石燃料淘汰#Phase-out of fossil fuel subsidies。

许多国家都提供大量的化石燃料补贴。 估计全球许多国家于2019年的化石燃料消费补贴总额为3,200亿美元，截至2019年，各国政府每年对化石燃料的补贴约为5,000亿美元：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非常规的补贴定义（包括未能为温室气体排放定价）估计全球在2017年的化石燃料补贴为5.2兆美元，占全球GDP的6.4%。一些化石燃料公司会为此而对政府进行游说。

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非常重要。然而必须谨慎行事，以避免遭到民众严重抗议和让穷人变得更穷。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低化石燃料价格对富裕家庭的好处要高于对贫困家庭的。因此为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可采用化石燃料补贴以外，且具针对性的措施如此做会增加公众对补贴改革的支持。

碳定价

主条目：碳定价

从2008年起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单位：欧元）。

为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额外成本可将化石燃料的竞争力降低，而加速对低碳能源的投资。有越来越多国家征收定额碳税或投入排放权交易 (ETS) 系统。 迄2021年，由于中国国家碳交易计划的引入，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定价的占比大增至21%。

排放权交易计划让排放配额限制在某些减排目标成为可能。但由于配额供过于求，让大多数ETS的价格维持在低水平的10美元左右，而呈效果不大的缺点，中国在2021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以7美元/吨二氧化碳开价即为一例。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个例外，碳权的交易价格在2018年开始上涨，迄2022年已达到约80欧元/吨二氧化碳。

能源需求高、排放量大的行业往往只缴纳非常低的能源税，甚至根本不用缴纳。

开采化石燃料产生的甲烷排放有时会被征税，但农业产生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通常未被征税。 but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from agriculture are typically left untaxed.

国际协议

主条目：气候变化政治

参见：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缓解框架

几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是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UNFCCC）的缔约方。 UNFCCC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避免人类对气候系统造成有危险性的干扰。

尽管当初《蒙特利尔议定书》并非为缓解气候变化目的而设计，但已让缓解的工作受益。 《蒙特利尔议定书》是项国际条约，已成功减少会消耗臭氧层物质（例如氟氯碳化合物）的排放，而这些物质也是温室气体。

巴黎协定

参与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包含194个缔约方以及欧盟（总数195）。伊朗、利比亚及也门三国曾参与签字，但最终其国内并未批准加入此协定。

本节摘录自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法语：Accord de Paris），通常简称为《巴黎协定（Paris Accords）》或《巴黎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ccords）》，是项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于 2015年通过，涵盖气候变化缓解、调适和融资。 《巴黎协定》由196个成员在法国巴黎附近举行的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谈判达成。截至2023年2月，UNFCCC的195个成员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在尚未批准该协议的3个UNFCCC成员中包含伊朗（也是主要排放国之一）。美国曾于2020年退出该协议，但于2021年重新加入。

《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是维持全球平均气温，不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平均气温的2°C (3.6°F)，最好是让升温控制在1.5°C (2.7°F)，达到此目标可把气候变化的影响大幅降低。将尽最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21世纪中期前达到碳中和的程度。为能达到升温低于1.5°C，排放必须在2030年前降低约50%。这个目标是所有缔约国家自定贡献加总的结果。

协定的目的在协助各国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作调适，并能安排足够的资金。根据协议，每个国家均须为缓解全球变暖而确认、计划，并定期报告其达成的进度。。并无任何机制强制一个国家设定具体的排放目标，但每个目标都应超越先前的目标。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协定缔约国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模糊，以至于后者也必须提交减排计划。

历史

参见：气候变化缓解框架、气候变化政策和政治史、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

从历史上看，气候变化是经由联合国会员国依据UNFCCC达成共识后才进行处理。 这代表史上的做法是让尽可能多的国际政府参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问题而采取行动。在1987签订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就证明这种模式可发挥作用。但仅根据UNFCCC共识而采由上而下的方法被认为是无效的，而依据经验及学理而该改采由下而上，多中心，增加横向沟通，以及建立互信的做法，同时要降低对UNFCCC的强调。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延伸 - 京都议定书（1997年通过）为“附件B”所列国家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减排承诺。议定书为三个国际政策工具下定义（“灵活性机制”）以供附件B所列国家履行其减排承诺。根据为IPCC撰写建议报告的学者Igor Bashmakov等的说法，使用这些政策工具可显著降低附件B所列国家履行减排承诺的成本。

在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于2020年到期）之后，巴黎协定于2015年签订。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承诺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5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或者在维持或增加这些气体排放时，必须进行排放权交易。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所属的两个专家机构于2015年得到结论，“在一些地区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甚至有发生超过1.5°C的高风险”。这种专家立场，连同太平洋最贫穷国家和岛屿国的强烈外交语调，是导致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简称COP21）决定在1.5°C的长期目标之上再制定出2°C目标的原因。

欧盟为2020年制定的减排目标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减少20%，由可再生能源中提供20%的能源，将能源效率提高20%。欧盟声称其已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并已订立实现2030年目标的立法。欧盟早在201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比1990年减少23%。

社会与文化

撤资承诺

已有许多公司表示愿意参与气候变化缓解的投资，在低碳部门投资的家数最多。

已有1,000多家，掌握资金达8兆美元的机构承诺由化石燃料产业撤资。 具有社会责任投资性质的基金采取的投资策略是针对于符合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标准的项目、基金及机构进行投资。

资金

主条目：[[:气候融资]]和气候变化缓解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为协调其在缓解碳排放影响期间的经济发展，需要特别的财务和技术支持。加速支持还将“处理金融和经济对来自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而导致的不平等。”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依据京都议定书中具有弹性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进行。

障碍

参见：气候变化政治、气候变化否定论心理学、全球暖化争议、化石燃料业者游说、气候变化否定论、气候变化阴谋论、气候变化传播、气候变化媒体报导、气候变化舆论和永续性

不同类型，企图延迟气候变化缓解行动的论述。

世界各地在既有能源对二氧化碳减排程度的承诺。

阻碍气候变化减缓者可归为个人、机构和市场三类。它们构成阻碍的程度在不同的减缓方案、地区和社会有其差别。

围绕清除二氧化碳，碳核算的复杂问题（例如与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BECCS) 有关的）有成为经济障碍的可能。公司遵循的战略既可成为障碍，也可能成为“脱碳加速因子”

为让“社会脱碳”，由于其中包含大量的协调工作，必须由国家（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强大的政府作用只会在团体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存在信任的情况下才能发挥。

对位于土地上的缓解方案，资金是个主要障碍，其后的障碍是“文化价值观、治理、问责制和机构能力”。

而在发展中国家，另外的障碍还有：

• 资金成本在2020年代初开始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可用资本和融资是常态。再加上缺乏监管标准，这一障碍助长大量采用低效设备的现象。
• 其中许多国家仍存有财务管理和能力发展的障碍。

据估计，与气候相关研究的资金中只有0.12%花在缓解气候变化中的社会科学方面。大量资金花在研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科学上，而且相当多的资金也花在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调适上。

风险

缓解措施也有产生负面影响和风险的可能。缓解措施对农业和林业而言，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运作。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开采相关金属和矿物会增加对保护区的威胁。为解决其中问题之一，人们正研究回收太阳能电池面板和电子垃圾的方法，以便从开采之外另辟一材料来源。

但论及缓解措施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可能会“导致僵局，或是产生采取行动就会有难以解决障碍的感觉”。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

主条目：[[:COVID-19大流行对环境的影响]]

COVID-19大流行导致一些政府至少暂时将注意力从气候行动上转移。环境政策执行受到阻碍，加上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让对可持续能源技术的投资放缓。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下降6.4%（或23亿吨）。温室气体排放随着许多国家在大流行后期解除限制而开始反弹，大流行政策的直接冲击，并未对气候变化方面产生可见的长期影响。

参见

• 近期气候变化的归因
• 碳预算
• 气候运动
• 气候变化否定论
•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气候临界点